一、先秦诸子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的散论 （一）孔孟仁礼之学与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倡“仁”与“礼”相结合的人格，“仁”注重人的个性，是人性在人身上的自然表露，而“礼”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是社会规范对具体人格的要求，故孔子在德育上需要培养的是一个既具有“仁”也懂得“礼”的人。这种“仁”与“礼”结合的人格具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雏形。一方面，孔子认为，“仁”的一个内容是爱人，“夫人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仁者爱人体现了儒家将人我关系引入其伦理范畴，践行“仁”就必然涉及与他人一起构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孔子借助“礼”强调严格的社会规约性，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是“礼坏乐崩”的时期，不仅下层的人不循礼制不断犯上作乱，而且诸侯也不谙礼制僭越君王。孔子要求各人要礼合其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能越礼。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拓展出性善论的思想，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在其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试图建立一个邻里之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互助的社会风俗习惯。在“礼”的方面，孟子不仅延续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发展出“王道”思想，但与孔子维护周室威信不同的是，孟子维护的是当时诸侯的利益。 （二）墨家的兼爱交利思想与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 同孔孟相比，墨家更重视社会生活和劳动实践，这决定了墨家比孔孟在思想道德教育上更倾向于社会化。孔孟的“礼”与“王道”都是从王室、诸侯、贵族的利益来理解的，因此在其学说中，以劳动和劳动者为贱。墨家主要成员均为实际劳动者，对生产劳动实践十分重视，墨子指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体现了墨子的人民性和以劳动为本的价值观。 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观，其思想道德教育思想也是这一原则的应用。与孔孟的“爱有等差”不同，墨家强调“爱有等差”无非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产物，在于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实际上不是一种真正的爱，而墨子提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的“兼相爱”真正体现了一种“泛爱众”的思想，即以实际劳动成果而不是以出身贵贱来评判一个人。墨子“兼相爱”的条件是“交相利”，即人们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这与孔孟轻“重义轻利”形成了巨大差别。墨子号召人们互相帮助，“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在互相帮助之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交相利”实际上体现了墨子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关系，帮助人的目的并不是显示自己德行的高尚，而是旨在我在困难时，他人亦可帮我，即一种“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的逻辑思路，墨子的互助是建立在实际的利之上，而不是儒家的“仁”之上，因此，墨家的学说十分重视实际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萌发了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的思想。 （三）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与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路线的脱离 道家是以“道”为本体的学派。道家认为万物源于“道”，而孔子欲以封建礼法教化万民实不可取，“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道家反对的是一种人为的礼教，倾向于任自然的发展而发展，顺其自然乃道家之“道”。道家在自然面前无为，就是去顺应自然的发展，不要妄作聪明，去干涉大道的轨迹，在社会观上，老子认为，从远古发展至今，是一个逐步退化的时代。在老子的心目中，小邦寡民原始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局。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乃是老子的“至治之极”。老子的思想是超社会化的，在宏观上，他不赞成教育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小邦寡民原始社会的自然主义幻象之中；在微观上，他提倡无为之治，以至在其道德理想中将“老死不相往来”作为标准。由此可见，老子的德性是一种内德，重个人修为，要求人们因循自身自然欲望而行，不要故意为他人去循守“伪”的礼仪。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社会历史观，他指出：“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非人。”庄子倾向于无知和不知分辨的混沌状态，而不在于明晓是非，因而，在道德理想上，他赞美混沌，拒斥现实的社会状态，号召向混沌社会的回归，在社会生活中，庄子不赞成与人合作，提倡保存自己，免受侵扰，所以，庄子的哲学成为了一种极度脱俗的“隐士”哲学，在道德教育上主张“游于逍遥”，“超乎象外（即俗世）”，其实质就是超脱于现实社会，追求一种未开化的人性。总而言之，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其在思想道德教育上不赞成社会化的教化，而要求人自己从内心寻找合于大道之路，这条道路不仅超脱于俗世，而且与人隔绝，化做隐居深山的隐士。 二、汉唐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思想的艰难发展 中国统一后，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思想的发展不像先秦那样繁荣，相反，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汉唐时期形成了与先秦诸子论战的不同的局面，儒家学说获得道统地位，从而在思想道德教育上逐步走向僵化，逐渐脱离社会实际，沦为儒家经典的教化。另一方面，一部分不满儒家经典教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超脱尘俗的方向发展，使道家与玄学得到空前发展，重修身养性，忽视社会交往，从而走向反社会化的极端。在这个时期，佛教的传入与玄学、道教的传统相结合，也形成一种出世哲学，在德育上也以超脱尘世为出发点。僵化的儒家教化与超脱尘世的哲学从两个不同方面挑战了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使得这个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化思想的发展异常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