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政党、组织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其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一旦掌握就能四两拨千斤、事半而功倍。 在众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论述中，笔者以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一段话最为经典。这段话就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这段话简洁有力，逻辑环环相扣，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有效性及根本途径，堪称思想政治教育的黄金规则。其中，“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是核心和精髓，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富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一 尽管马克思这段话有其具体的语境，但就像马克思的其他思想一样，这段话因其精辟、深刻和抽象的普遍高度，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这段话进行哲理和学术的解读。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句话至少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反映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马克思看来，以承认自然界优先地位为前提的人的物质性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社会发展或变革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力量，而不是精神； 第二，反映了马克思理论的实践特色和革命精神。正如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句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强调的是对现存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应该是实践的、感性的、物质的力量（工具、队伍），只有通过物质力量才能摧毁物质力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决定了其革命的彻底性。这使得他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区分开来； 第三，改造世界的任务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的，社会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并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人民群众是历史运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的使命是揭示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而要实现它的作用就得通过掌握群众并使之形成新的观念、新的目的、新的方法，从而指导群众合理地有效地去进行实践。 “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这是在清理学科地基，即确认理论活动与物质力量的原则区别后，说明理论或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成为可能的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工作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解释世界，而是因为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接受，就会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正是在这点上，也就是在促进理论为群众掌握变成物质力量的时候，宣传和教育群众的任务即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得以显现。 但是，理论并不天然地被群众所接受，这里有一个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按照通行的解释，合法性意味着某事物被人认可的价值，它是某种事物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正当的程度，是某事物是否具备存在机会的指标表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其合法性或说其被群众接受、认可的程度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是否能“说服人”。 一种理论如何能说服人、真正为群众所接受，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理论满足群众的需要的程度。但是，理论能否满足群众的需要，以及其满足需要的程度又取决于理论自身的彻底性。而理论之彻底其关键就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既体现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又符合人们思想、行为活动规律和价值取向。 以往我们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时，都有意无意地省略掉“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陷入”抽象的人道主义“误区”。事实上，马克思在同一文中明确表明，“人不是抽象的居住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是现实的人，人本身或人的本质只能在现实中得以规定，人的根本在本质上是人的现实需要。正因为此，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也被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二 马克思的这段经典名言，虽然其具体语境和直接议题是“德国人的解放”，但是，当马克思断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其间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深切关注，为我们精炼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认识、改造自身和社会的一项特殊社会实践活动，合法性是其获得认同及存续性理由的前提。马克思关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经典论述从目标、功能和意义等方面，既提供了基于思想政治工作已有合法性的有力辩护，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完成合法性自身的进化，开掘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