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四次裂变与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告别了解放后持续20多年的准战争体制，开始了由“求生存”向“求发展”的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成了新时期的政治话语甚至意识形态。中国不可能像西方殖民主义那样，把发展中面临的矛盾转移到自身之外。这从根本上约束着中国对自身发展路径的选择。前苏联和东欧走的是激进主义改革道路，其直接结果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和共产党彻底丧失执政地位。中国选择了渐进主义改革路径，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中流砥柱主导了主流意识形态走向，在发展中稳定了全国大局。渐进主义改革的俗语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所谓“石头”就是多种参照物，这就有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宽松环境。这样的历史契机，引发了当代中国知识界四次“裂变”。 第一次是“老左派”与新启蒙思想界的对垒。改革开放初期，在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以正统马列主义理论为资源的“老左派”与新启蒙知识分子围绕朦胧诗、人性和异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发生激烈论战。对垒双方此消彼长，“老左派”趋于边缘化，而新启蒙思想界逐步取得公共话语权。随后新启蒙思想界又围绕“民主”、“民族”和“民生”等问题演绎出第二、三、四次裂变。 第二次主要是围绕“民主”问题知识界裂变出新权威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内改革也因“价格闯关”、“政治体改”和“学潮”等原因引发了一段时间的动荡。权力下放造成的诸侯经济和城市改革引发的经济波动以及所谓“亚洲价值观”的觉醒，催生了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基本剥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为目标，由此区别于先前的“老左派”；又断然拒绝民主诉求，以强化国家权力体制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保障，从而与原教旨的启蒙主义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分道扬镳。 第三次主要是围绕“民族”问题知识界裂变出民族主义：苏联东欧剧变，雅尔塔两极体制崩溃，冷战结束。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大国，继而又成为美国围堵遏制的首要对象，直到“9·11”事件后才有所缓和。特别是“八九政治风波”后的几年里中国受西方政治打压和经济制裁，战略环境的恶化甚至使民间社会也感同身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激发了体制外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出版并热销就是一例。中国民族主义者力主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市场、资源甚至生存空间的获取。同新权威主义一样，中国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同于早前启蒙知识界盛行的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 第四次主要是围绕“民生”问题知识界裂变出“新左派”。1992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消耗和高消费特征，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一方面暴富群体非常规崛起给普罗大众以强烈的情感刺激，另一方面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因下岗而边缘化，引发了某种意识形态疑虑；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凋敝和城市贫民的涌现以及生态恶化。利益分化的幅度和方式超出了人们的情理容忍限度，使“民生”成为各方面广泛关注的紧迫问题。启蒙知识界原来单纯以国家体制为抨击对象，20世纪90年代突然面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两面夹击，深感到经济繁荣背后“人文精神的危机”。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异军突起，对近20多年的历史过程持一种反思和建设性批评的立场，以新的理论资源和论述策略，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不争论”的背景下，扩展了与“新自由主义”论战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个公共话语空间，只要不走极端，就有益于主流意识形态发展。 二、“公共知识分子”公众性现象解读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苏力教授借用波斯纳关于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将“公共知识分子”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性界定。其具体操作性认定标准有三：第一，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第二，在过去20年里是否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第三，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参阅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载《思想与文化》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苏力教授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构成特点及其隐含的社会因素。 中国当代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者主要具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公共媒体公共舆论中具有足够的公众影响(与其专业性影响不一定相对称)。二是除了在经济学界还有少数老学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已经或应当从其学术“公职”上退休但事实上在学界还相当活跃外，其他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年龄大多在40—50岁之间。三是这些人大都经受了某种社会的磨炼，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尽管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四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留过洋(主要是在英国、美国)，许多人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作全职的或半职的教学研究。五是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专业以经济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其他社会科学的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