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曲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虽然在音乐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特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具有惊人的雷同性。当代中国的流行歌曲非常明显地趋向于低回哀婉的情感特征，这不仅是我们经验中的感觉印象，自1994年(第一届)至2004年(第十一届)历时十余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① 的年度最受欢迎歌曲更能体现出这种情感倾向【见附录】。 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分着力于表现都市生活中个人具有普遍性的内心体验——哀怨、忧愁、孤独，咏叹爱情的悲伤、无助或者渴望等等。如此普遍的哀婉气质究竟反映出当代都市文化中怎样的特质，是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问题。② 本文将在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下，考察流行歌曲对当代中国都市青年总体性精神特征的表征和强化作用。本文认为，当代流行歌曲不仅表征了都市青年“孤独的我”的生存状态，并在“需求--消费”的生产性活动中，构建了一种特殊形态的想象共同体，据此都市青年获得了某种自我认同的资源，同时也成为其自我构成的一种方式。 一、现代性与“孤独的我”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最早见之于西方文艺复兴后期即启蒙时期。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它是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文化等现代化变革中的一种时代意识特征。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有着自身的“本土性”，但仍然共享着现代性的某些共同特征。尤其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历经的“文化热”和思想启蒙运动，开始关注人的主体性，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核心，同时表达了以“主体的反思理性与自我理解”为核心的现代性追求。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在1990年代之后获得了新的拓展，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强劲崛起，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销蚀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信仰，也颠覆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在精神结构方面受到了类似于西方启蒙时代的冲击，也带来了许多与西方现代性困境相似的问题。这些问题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之中。都市青年，尤指那些在文革结束以后进入“人格形成过程”③ 的都市人群，在对传统的不断反叛中没有获得关于生命意义的完整解答而走向精神的迷茫与失落，在“自我形象”(selfimage)上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形态：“迷失的我”“小写的我”和“压抑的我”，而它们都表达了现代性精神特征的一个重要层面——“孤独的我”。 1.失去信仰之后的“迷失的我” 现代性以主体理性和个人自由为核心，但这种主体理性具有“自我指涉”的特征，必须从自身内部为自己创造出价值标准，导致了终极价值的失落。④ 在中国，“1980年代的话语转变是由‘集体’性的主体价值转向‘个人’性的主体价值”⑤，而1990年代的价值观更趋于多元化。个人在拷问、怀疑、拒绝一切既有价值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安全停靠的港湾”，精神依然游荡在无家可归的状态，徘徊于所谓的“没有凭据的人生”。⑥ 这是一个信仰失落的时代，学习、事业、爱情都不足以填满都市青年一代空虚的内心。这些精神层面的营养摄入需要价值理性判断的参与，但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却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客观的、绝对的答案，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人生抉择都由于其个人性、主观性、无根性而显得不堪一击，而做此抉择的个体在这一时刻可能是自信满满，可到了另一时刻就会变得极度脆弱。 2.世俗化倾向中的“小写的我” 伴随着高扬理性、反对宗教迷信的启蒙思潮，世俗生活重新得到肯定。“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展现为由一神论向自然神论、乃至向无神论的转变，由虔诚的宗教崇拜向世俗主义的转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的‘祛魅’过程。”⑦ 我们在世俗化的大背景下可以发现一个向“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发展的转变过程，“我”已经从一个国家叙事的“大写的我”隐退到以个人为中心的“小写的我”。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隐忧”之一，它导致了人们在社会中总是“孤独地”面对外部世界，“伟大的存在之链”被个人主义所割裂。人不再是一个社会性的，而是单一和原子化的个人。⑧ 进入20世纪以后，“后工业社会中的一系列发展(工业机构与社会机构的官僚化、家庭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以及权威的崩溃等)使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有了登峰造极的发展之后开始走向了它的反面”。极端的个人主义加上工具理性，使个人丧失了对公众性参与的兴趣，宁愿封闭在自我的领域。在这个私性空间里，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前辈或后代；至于如何活着，没有旁证，也不再有集体认同，孤独感随之产生。 3.工具理性宰制下的“压抑的我” 启蒙运动带来了人性的再生，赋予了现代人以“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权利；然而，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精神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却造成了对个体意愿乃至行动的压制。严密的等级化社会分工体系试图甚至已经把每个人重构为整部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在这种意义上，“‘主体’只是一种虚构”⑨，主体产生反主体自身的结果，“异化感”油然而生。 泰勒认为这是另一个“现代性的隐忧”，人们使用效率和收益的观念来审视这个世界，导致生命意义的平庸和狭隘。⑩ 工具理性支配了现代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压倒了追寻终极意义的价值理性。 二、从“孤独的我”到“孤独的我们” 上文阐述了“孤独的我”的三个维度，这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总体性精神特征，那么这种特征是如何在个体身上得以体现与发展，进而实现“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又如何发生个体间的传播，获得这种“总体性”？在此过程中，有一些具体事物充当了媒介，在本文看来，流行文化中的流行歌曲是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其媒介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征”(representation)、二是“强化”(reinforcement)。两者通过文化消费市场相互勾连，形成一种循环互动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