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 随着中国农民工人数的增长，他们留在乡下的子女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近年来，关于留守儿童的负面新闻频现报端，人们开始以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关注着这个在社会转型中衍生的新群体。 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陆士桢教授。 不要高估留守儿童问题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我国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日益频繁。留守儿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该群体的增大引发了哪些问题？ 陆士桢(以下简称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大规模出现以来，留守儿童就产生了，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关注，应该是在本世纪初。现在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已经不像早年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人已经进入婚育年龄，早年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也到了婚育年龄。再加上农民工人数增加，留守儿童群体有了一定基数，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积累开始显得严重。 留守儿童群体除了一般的经济困难之外，更多的是在父母照料、情感发展上和健全农村家庭孩子之间产生区别。留守儿童的监护权和发展权往往没有得到落实，这种有缺陷的幼年生活对他们的价值观和感情发展有一定影响，随着他们年龄增大，幼年时有缺陷的生活带来的问题会凸显。有些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到城市找父母，他们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连续性也会有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留守儿童生理和心理的成长产生了一些危机，犯罪和受到罪犯侵害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健全家庭的孩子。如果放任这个群体以这样一种生存状态长大，会增加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南》：2004年8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对湘鄂赣川豫等地的115个自然村的留守儿童、实际监护人、学校校长、任课教师和在京务工的部分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根据这个调查和后续研究，您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陆：留守儿童还不是一个完全处于特别困难境地的群体，对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估计过高。我们的调查显示，有些指标不是那么严重，一些媒体报道是个案性的，可以说这个群体发生问题的几率是高的，但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表明，这个群体问题发生率高到什么样的比例。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的、很准确的研究，基本都是局部的研究。 研究院目前正在做《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与社会综合支持措施的调查和分析》的课题，这是国务院妇儿工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做的。这个课题成果会有助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很难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南》：在农民工问题解决之前，在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中，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独立解决？ 陆：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衍生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需要很多方面配套发展，但是只要留守儿童群体减少或者发生问题的几率下降，不构成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的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解决是可能的，可以有很多方法缓解这个问题。 从政策层面来说，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另外涉及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江苏、浙江的一些富裕地区，已经有了一些政策。在湖州，企业给那些已经成为技术工人的农民工提供住房，鼓励他们接子女来城里读书，不收高价学费。在义乌等地，规定企业必须给农民工一定社会保障投入。 单纯靠政府拿出很多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太现实，在很多地方，靠农民工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地区应该拿出部分资金用来解决农民工的家庭养老等社会福利及保障问题，这样就可以解决部分留守儿童问题。不能要求全国都这样做，但可以呼吁富的地方和企业有所行动，发展应该惠及农民工。 《南》：其它国家或地区在社会转型阶段，是否也曾面临类似问题？ 陆：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也很大，西方没有一个特殊群体有如此巨大的人数，我们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国家一样有固定的服务模式和大量资金来支撑。 另外，中国和西方社会很大的不同是，从儿童福利视角看，中国传统的福利体制是不健全的，社会性特征不突出，在农村，个人生存发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儿童，是靠家庭和家族力量解决的，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之一。但这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是相悖的，根据现代理论，社会个体的福利责任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也就是说要用社会和国家的力量解决个人可能遇到的困难。 我们国家享受福利的人只是单位职工，儿童的问题是由家庭承担的，现在国家还没有能力把这些全部负担起来。所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中国很难完全借鉴西方模式。 《南》：根据我国国情，解决或缓解留守儿童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陆：关键是整合社会力量，推动机制建设。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做了一些有益尝试，比如江西妇联系统、江苏如皋等，他们的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一是在学校里以教师为主，一个老师负责几个孩子，临时监护，也有聘请临时、补充监护人的，这是当地组织的一种行为，而不是某个学校的个体行为。二是由共青团、妇联等组成专门机构，抽出部分人专门做留守儿童工作，定期和留守儿童联系。三是政府整合社会力量专门办留守儿童之家。这种机构对留守儿童主要是照料性的，形式不是最好的，但也能解决部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