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调查主要集中在湖南省长沙市某区的两个社区进行。参照人类学学术规范，本报告将这两个社区命名为L社区和D社区。由L社区和D社区共同组成DY地区。两个社区仅由一条街道分开，均地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长沙其他地区而言较为滞后的长沙市某区。D社区15—20岁人口有200—300人，以“街角青年”① 居多，L社区则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较多，和仅一街之隔的D社区“街角青年”联系紧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在这个青年群落中，这些15—20岁左右的“另类青年”，虽然大部分人脸上还明显带着稚气，却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不受社区和主流社会影响的社会体系。染发、抽烟、衣着奇异、谈吐粗俗是他们的外部特征，社会活动则集中于DY地区的街角地带以及网吧、美容美发店、小餐馆和桌球室。他们文化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人初中都没有读完。对于主流社会和社区工作者们来说，“街角青年”是社区青年工作中的边缘角落，是他们最头疼、最不愿意也最无能为力管的一个非主流社会的“灰色地带”。甚至这种“灰色”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向“黑色”，成为社区建设的一大隐患。 对于“DY帮街角青年”及其所组成的“街角社会”的调查，显然无法通过社会学中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来实现。通过D社区居委会主任，笔者认识了“DY帮”老大“天哥”。“天哥”年纪并不大，今年才19岁，却已经在街角里混了整整五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5年”。在“天哥”和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笔者对这个边缘青年群落进行了两年的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详实记录所了解的街角生活，结合越轨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加以整理总结与分析论证。 一、“街角帮派”的结构权威 街角帮派的社会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长时期的经常交往。在这种经常性的交往之中，DY地区的“街角青年”们以“DY帮”这种形式组建了自己的“街角社会”。帮派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主流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DY帮”的“街角领袖”权威与街角结构权威的维护模式更加说明了青年人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向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袖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 “天哥”在“DY帮”其他成员的眼中的确是一位“好领袖”，帮中其他成员对他也服服帖帖，这其中除了他处事公道、为人讲义气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与其他成员有福同享，并且能够经常性地用花钱和其他活动中“亚文化社会”的流动欲求满足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而“街角青年”们也需要一位能够给他们带来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和生活依赖的领袖。 “DY帮”几乎大部分群体活动都是“天哥”买单，实在没钱的情况下则是大家凑钱。“天哥”总是尽量避免接受随从者们的钱(接受“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DY帮核心层人员的钱则例外)，他为帮中其他成员花的钱远远大于后者为他花的钱。这实际上印证了我们主流社会结构中的财政关系，群体领袖必须避免接受群体中地位低下者的恩惠。“天哥”作为领袖，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比别人更有钱，但是他必须花钱很大方，这是他作为“DY帮”领袖必须承担的个人义务。 除此之外，领袖和核心层成员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和经常组织的某种群体活动中确有本事。其他成员要想在“DY帮”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群体组织的某个活动中有突出表现，以体现自己的能力。 “DY帮”每天的群体活动必然会有领袖或核心层成员在场，如果“天哥”和“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人都不在场，“DY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讨论一件事情。而当“天哥”在场时，形势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群体马上聚拢，讨论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统一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也显得很有社会结构意义。领袖和核心层成员自然会倡导他们所擅长的活动，绝对不会鼓励那些他们不擅长的活动。一方面，“天哥”作为领袖，他只要能这样影响群体的活动，他的地位自然就能使他表现得胜人一筹；另一方面，他的优秀活动表现又有助于维持他的地位和权威。我们曾和“天哥”他们一起去玩过桌球，在活动中，“天哥”基本上是第一名；“天哥”不在时，和“武状元”一起去网吧玩电游，“武状元”在那帮青年中也基本没有对手。“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用这种方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总是永远如此，如果“DY帮”中有成员脱颖而出，那也就是意味着该成员在帮中流动机会的到来。 “‘豆芽杆’那个小子，如果仅仅是打架瞎了眼睛就想做我们的第三把手，那是不行的，别人不会服气，”“天哥”说，“但是后来他居然在一次打桌球时赢了我，而且后来还经常赢我，让我们都不得不佩服他，所以他本来在我们中间是个小家伙，现在也能在帮中有地位，说得起话了，如果我和“武状元”都不在，那其他的人可要听他的。” “豆芽杆”的例子说明，在“DY帮”中同样有社会地位流动的欲求和满足。一方面，“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要尽力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防止“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地位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为帮中“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提供一条路径，不管这种路径是多么不利于维持结构现状，他们也必须这样做。而“DY帮”中其他街角成员，一方面服从和忠诚于这种帮伙结构和领袖权威，在帮中感受凝聚力和心理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在主流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流动欲求渴望，又在帮中能够带来的有限地位流动中找到了一条实现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