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注：1964年，美国南方11个州平均有57％的黑人被剥夺选举权，亚拉巴马州更高达80％。金决定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市举行示威，争取黑人选举权。1965年1月18日，示威开始。当局出动警察殴打示威者，半个多月逮捕3000人。3月7日，示威者向州首府进军请愿，途中遭警察袭击，造成“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消息传开，举国愤慨。北方许多城市举行了声援示威。前来增援的白人牧师詹姆斯·里德被白人暴徒打死，而用汽车送示威者到塞尔马的维奥拉·利厄佐夫人在途中中弹身亡，事态扩大。联邦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3月15日，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权利法案。之后，全国舆论明显站在黑人一边。）的美国青年反战思潮是随着越南战争（1961—1975年）的爆发和逐步升级发生和发展的，它是由青年掀起的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战思潮。它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作斗争，甚至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提出挑战，充分表现了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起的积极的甚至是革命的作用。面对这一思潮，美国政府做出了回应，而其不同的回应方式对思潮的影响是全然不同的。 一、政府的谎言对青年反战思潮的影响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对其权力和存在构成最大威胁的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被另一个国家所征服，一是被本国人民所推翻。而当一场失去道义支持的战争爆发时，战争又往往会引发国内人民的反抗甚至革命。这时，陷于内外交困的政府便会做出最大努力，对人民发起强大的、往往充斥着诸多歪曲的宣传攻势。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的：“真理害怕权力，而权力也害怕真理。要使权力变得有效，就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欺骗——自欺欺人——是和权力的使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1]（P31）越战期间，伴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不断升级，美国政府的谎言也在不断发展着。 较早“揭露”美国官方谎言的是施莱辛格。在《一千天》一书中，他追溯了肯尼迪政府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官方谎言的发展。尽管他的本意是要赞美肯尼迪，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揭露”政府谎言的作用。美国政府在越南政策上的谎言在约翰逊当政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了使战争的反对者沉默下来，约翰逊政府出版了国务院越南白皮书，用以说明战争是被强加给美国的，美国不能放弃西贡。 为了应对校园里的反战浪潮，约翰逊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威廉·乔丹（William Jordan）领导的“越南政策部际演讲四人小组”。1965年5月，这个被《时代》杂志称为“真理小组”（truth team）的“宣传队”访问了六所中西部的学校，其使命就是向青年学生宣传有关战争的官方观点。威廉·葛德文曾以讽刺的口吻说过：“如果我们开始欺骗，随后又要维持我们的骗局，那就需要有刑法和报刊检察官以及专门雇佣来撒谎和欺骗的官员。”[2]（P399-400）这是对“真理小组”的绝好注脚。约翰逊本人也于4月7日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欺骗性的演说。对此，激进青年反战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指出：约翰逊是“无理装作有理，将战争说成和平”。[3] 政府谎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信任危机的产生。1965年，《纽约时报》评论员斯顿承认，约翰逊政府已出现了“信任危机”。[4]此时，美国人已在谈论约翰逊的“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了。“信用差距”这个词是在约翰逊时代由《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首先使用的，意指一种可感觉到的日益滋长的对官方声明诚实性或正当性的不安、恐惧和怀疑。早在1965年6月，专栏作家阿瑟·克罗科（Arthur Krock）就谴责约翰逊故意“闪烁其辞”，掩盖在越南的每一次升级行动。[5]（P154）大卫·哈利斯后来指出，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政府已“习惯于对我们其余人撒谎，它甚至准备走上法庭去保护它这样做的权力。[6]（P115） 据一份名为“因对白宫信任急剧衰退而导致对政府机构信任的下降”的哈利斯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在1966年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分别为“行政系统为41％，国会为42％，最高法院为50％，军界为61％。[7]（P159）这种信任危机是全部冷战政治危机的一部分，它正在摧毁美国为执行这种政策所需要的后方的支持。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希望通过败坏对手、通过使人民相信“和平”的无望来缓解信任危机，但这种企图总是随着谎言的暴露而日益走向愿望的反面。随着社会越来越趋于理性，谎言也会越来越没有生存的场所。 青年们透过政府的谎言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无序性，因为政府使谎言成了一种“被接受的政府职能”。[6]（P8）绝大多数具有政治意识的学生认识到，这种行为同一直教导他们期望于那些“民主领袖”的崇高原则是尖锐对立的。他们对政府就国内外政策中的重要问题所发表的辩解和谎言越怀疑，促使他们抗议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需要强调的是，二战后，由于冷战给美国政府的信息流通政策投下防范的阴影，加之联邦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导致消极对待政务信息公开化的官僚主义倾向蔓延，美国公众于是提出了及时、全面地了解政府掌握的情报信息，进而参与国家权力行使过程的要求。到50年代初，这一要求引发了由国会领导及各界广泛参与的“信息自由运动”。196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政府信息具有了公共财产的性质，信息公开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对信息的掩盖和歪曲只能使人产生更大的心理反差和不满情绪。尤其是在战争危机的状态下，公民对于自己所处境遇和预期态势有着更为强烈的了解的愿望，比正常情形下更为迫切地要求享有知情权，行使自己民主参与的权利。而政府的谎言则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导致了青年对政府的反抗和思潮的进一步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