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在分析了《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的文化寓言意义之后，指出在“专制的情况下”和“殖民化的经验中”，受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渗透的第三世界国家，容易滋生出一种认同这种霸权的“文化臣属”的文化心理结构[1]。尽管我们今天的现实已经与鲁迅作品中人物的时代相距甚远，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中，“文化臣属”的意识形态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内不乏信奉者。通过相关消费行为及其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许多青年人往往逐渐成为美国化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者。笔者以为，消费行为及其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是关系到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倾向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消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同一个思想过程的两个层次和方面，是当代人格素质结构中的基本组成要素。在这个教育领域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应当也可能在消费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其灌输，主动占领相关的思想文化阵地，起到正确地影响和引导大学生的作用。为此，首先需要分析形成上述意识形态倾向的原因。 一、消费社会及其符号价值 以消费拉动生产是“消费社会”的中心逻辑。当前社会交往方式的基本模式就直接受其影响，于不知不觉之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品除了原有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属性之外，还逐渐滋生出了一种被称为“符号价值”的新属性。消费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就是通过广告媒体不断刺激人们的贪欲、占有欲和虚荣心，形成诸多直接指向商品符号价值的虚假需求。在各种媒体“煽情”促销狂潮的冲击下，这些被“开发”出来的虚假需求弱化了人的理性判断能力和自省能力，相应的购买和消费行为总是围绕着与符号价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快乐感旋转。在灯红酒绿的商品广告的簇拥下，俨然社会伦理形象的“成功人士”及其高档消费方式成为一种人生价值追求目标。 社会上各种时髦的消费价值观已经对大学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消费不仅逐年提高且濒临失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月消费已经高于普通上班族。而在这些大学生中，许多人家里的经济条件非常一般。[2]在大学生中，情感消费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同学、朋友、师生的交往，谈恋爱，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支持。目前，大学生每学期用于娱乐、交际、影视的平均费用约为144元，给同学朋友送礼的支出为98元。调查还表明，大学生即便有可能面临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也愿意借款以应对他们认为必要的情感消费。[3]有研究者认为，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呈多样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早熟消费：消费水平和质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二是畸形消费，消费内容过多过快，向高档型消费倾斜；三是豪华型消费，追求不切实际的奢侈、气派；四是炫耀消费，把高消费当作满足社会优越感和虚荣心理的手段；五是悬空消费，追求一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个人消费承受能力的消费；六是情绪化消费，把对消费品的占有、享乐作为弥补精神空虚的手段。[4]在当今的大学校园内，提前的高档享受、名牌包装等“能指”性时尚追求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消费价值观。一个从偏远地区或贫寒家庭出来的新生，很快会感到不仿效这种消费方式，就难以融入新的群体，因而备感冷落和边缘化；而那些来自富裕家庭、出手阔绰的学生，则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明星”，成为众人争相仿效的对象……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和心态失衡，有相当部分就是各种虚假需求所导致的。理想与追求、自尊与自信这些人格的基本质素，很快就被淹没在这种虚幻的“符号价值”的想像中。 二、“文化霸权”渗透情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经历了商品扩张、资本扩张阶段的话，当前的消费社会中的社会交往模式表明，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文化帝国主义”扩张阶段。附着在牛仔裤、可口可乐、麦当劳、迪斯尼乐园、美国大片上面的，是一个由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念组成的一个文化整体。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体系，它首先通过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的追逐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的行为的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5]，亦即消费者基于自身虚假需求之上的经验趣味及其行为模式，而其最终目标则趋向将所渗透的国家的消费者塑造成以跨国投资者的利益为核心的新潮消费群体，逐渐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试图实现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统治策略的践行者和拥戴者。作为帝国主义传统的“和平演变”策略的新形式，跨国资本财团通过这种消费社会特有的“文化霸权”达到制约其他国家的大众思想行为使之符合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文化霸权的渗透往往有着诱人的外表，打着合理性的旗号。譬如，其渗透的媒介载体都是高科技的，是以前卫的信息技术手段传达的意识形态。在这种传达过程中，意识形态与高科技水乳交融、轩轾难分。这种形态模糊的渗透过程，对于正值身心发育过程中的青少年群体，影响尤其大。此外，这种渗透又将种种形象化的温馨的尊重人性、尊重个性的价值观贴在自己的身上，并打着“拉动经济”等等合理性的旗号……这些往往是人们不能将消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主要理论瓶颈和盲点所在。伴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媒体世界，在五光十色的非反思的零度价值的大众文化模式中，潜在的文化霸权的拥戴者们正以一种心甘情愿的方式加入“文化臣属”的行列。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主流传媒在响应并引导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充当了上述文化霸权的“共谋”。应当说，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了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核心的价值重建。但是，担负着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重任的当前中国的传媒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和媒体自身的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两张皮”。因为广告收入已成为进入市场的传媒的主要利润来源，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其运行机制中的利益驱动趋向，特别是白领趣味的媒体，它们事实上已不关心读者的真实需要，它在悄然地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培育着他们狂热消费、享乐欲望的同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人或跨国投资者的趣味。它在无情地将思想文化性和不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传媒挤出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拒绝触动而获得了“合法性”。[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