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公众形象的建构就其本原意义而言有赖于大学生群体的自主生成能力，但其功能性载体则是社会公众的评价结果。对于大学生群体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评价，并不一定与大学生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完全吻合，其中有一些可能还存在着很大偏差。但是，归根到底，社会评价是一种以意义解读和价值判断为基本特征的评价活动，其合理性与事实判断所追求的真假逻辑特性完全不同，因此，多种评价结果并存的现象表现为常态形式。对于大学生社会公众形象的调查和分析至少可以指向以下两个主要目标：（1）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负面评价可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某些观念或行为尚不具备为社会所接受或容纳的民意基础，哪怕大学生群体自身能为这些观念或行为找到充分的理由。（2）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正面评价可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部分观念或行为与社会公众之间已经形成吻合或一致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生群体自身也参与构成大学生的公众形象。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及其说明 2005年7、8月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围绕上述理论思路设计和实施了“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项目，有关调查结果构成了本报告的事实依据。本次调查以问卷形式在北京市部分城区的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面向服务业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行政部门管理人员、中学生、中学教师、离退休人员等社会群体发放、回收后的问卷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并对部分问卷题目进行了方差分析，以检验所调查人群的年龄、职业、性别、与大学生群体的接触状况等参数对于调查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有关本次调查的基本说明如下： （1）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46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534份，无效问卷12份，有效率97.8％。（2）问卷的基本结构：问卷围绕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情感生活、学习状况、道德状况，以及大学生父母的基本态度等6个方面共设计了41道题。（3）问卷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省籍、职业等参数的分布参见下表。 性别 男（53.5％）；女（46.5％） 年龄 19～25岁（44％）；26～35岁（19.4％）；36～49岁（16.5％）； 50～60岁（4.9％）；60岁以上（3％） 省籍 北京（31.9％）；外地（68.1％） 中学生（9％）；服务业人员（28％）；企事业单位职员 职业 （17％）；行政机构公务员（15％）；中小学教师（7％）；大学 教师（2％）；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3％）；行政管理人员 （1％）；离退休人员（4％）；其他（16％） 子女、亲友、兄弟姐妹 中有无正在上大学 有（31％）；无（69％） 日常生活中与大学生 群体的接触状况（限于 子女、亲友、兄弟姐妹 经常打交道（40.1％）；偶尔说过话（43.4％）；仅仅见过 中无正在上大学的调 （9.9％）；没见过（6.6％） 二、对目前大学生基本经济生存状态的判断和评价 就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基本生存状态即其经济条件或消费形态而言，如果以问卷所设计的四个消费层次为参照坐标，可将月支出300元以下设定为贫困层次，月消费300～500元设定为低消费层次，月支出500～800元为常态消费层次，而月支出800元以上为高消费层次。可以看出，对于北京市大学生平均月消费水平的社会评价主要集中于300～500元、500～800元、800元以上三个消费层次，而对300元以下贫困层次的大学生，即所谓贫困大学生现象，社会公众明显认知不足。至少可以说，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上展示的形象并无贫困的迹象。相反，富足的适度消费（500～800元）与略显奢侈的高消费（800元以上）成为社会公众认知的主流。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是否有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程度等因素均对调查结果构成显著影响。但对各类参数进一步分析可知，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三种因素影响最为明显。性别、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是否有在读大学生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量上，而非质上。以后三种因素为检验指标，组间对照显示：不同性别、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或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在回答结果上呈同构关系（百分比排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或没有在读大学生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典型地体现于对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认知。这里的原因可以这样进行解释：（1）男性组对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认同度高于女性组，主要受男性组自身消费水平高于女性组的迁移性或类推性影响。（2）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无在读大学生的类别标志对于评价对象的认知产生影响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作为大学生日常消费的主要来源方，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对大学生的消费状态具有更多的知识，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认知具有较高可信度，更符合大学生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3）北京籍的调查对象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认知度较外地籍贯的调查对象明显偏高。由此可见，调查对象所处地域的平均消费水平影响到调查对象的评价值，这种影响与户籍有表层关系，而与户籍所制约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准具有深层次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