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8—0040—05 人们一般把法官判案的思维分为二类，一是演绎，一是归纳，这恰恰对应了西方两大法律模式，即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大陆法系的判决是严格按照三段论的逻辑思维形式，从大前提即法律规则中推导出来的，这当然是演绎的路向。与此不同，普通法系的判决则是一种归纳的路向，在那里，利益对立的纠纷当事人的代表，都拥有对等的机会参加法庭辩论，各方列举有利的论据，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在这样一个类似于彼此说服的讨论过程中，法官以一种消极的姿态，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论据，做出质证结果的认证和案件的判决。当然，无论是大陆法系法官的演绎思维还是普通法系法官的归纳思维。他们所追求的目的都是实现个别法的正义。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审判官吏运用的是一种什么思维呢？演绎或归纳？两者都是或两者都不是？我们无法像韦伯那样，在既有的西方的思维框架里，来讨论古代审判官吏的思维类型。传统司法官吏的思维完全是一种另类的思维，它或许有演绎或归纳的因素，但那不是本质的，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道德思维。 一、古代司法的内我思维 道德思维是内我思维，科学思维是外我思维。科学思维是建立在主客两分的二元论基础上的，对外在于主体的对象的认识和把握。科学思维是外我思维，即思维主体不是思维的一方面，思维的过程排除了思维主体本身。譬如物理学的研究，探讨的是物质运动的根本规律，在这个思维把握对象的过程中，思维主体的因素是被排除甚至是有意排除的。现在的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种外我思维之上的。与此不同，作为一种价值认识的道德思维，是内我思维。自从休谟提出区别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的思想之后，西方哲学家群奉其说，从而促进了价值哲学的发展。尽管在对“价值”范畴的本体论诠释中，还存在着诸如主观与客观、相对与绝对的原则分歧，但在价值认识的出发点上，各派学者都没有抛开主体需要而孤立地谈论客体价值。价值认识主体或者与价值主体同一，或者是假想的站在价值主体的立场上认识客体的价值的。这就表明价值认识是有明确的主体尺度和自我意识的认识，是从价值主体出发的认识，是“内我思维”。如果说前者是西方审判的认识论基础。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中，法官是以这种科学家的思维来审判的。无论是大陆法系的演绎，还是普通法系的归纳，逻辑中都没有褒贬的影子，法官作为一个中立者，把自己的道德评判保持在严格的限度内，在他的眼中，只有事实与对应着的条文，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支持他的好恶，也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宣泄自己的情感。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类型，但它反映了一种价值上的取舍和法官的思维性质。 反观中国传统司法，我们却发现道德褒贬不仅不被排斥，而且是一个好的判决所必不可少的。审判官吏不会在主客两分的前提下，用一种中立的、理性的冷冰冰的眼光来打量对象，而是在情感中去体悟和拥抱对象，他不希冀获得客观中立的知识，他更希望获得的与主体的需要相联系的价值事实。其实，一旦我们内在于自身来把握世界时，在万千关系中，就会发现最为根本的关系是人我关系。“世道惟人与我”[1] 思维主体成为思维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和轴心，就是说，思维主体在思维过程中自始至终意识到自身一“我”的地位和意义。[2] 在中国传统法律世界里，审判官吏们就是这样来思维的。 古代审判官吏不像科学家一样来思维，根据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与证据作出客观判断的主体，而是按照内我思维，以“我”为起点，取譬于己，推己及人从而做出合乎情理的判断的主体。内我思维的基本原则是“忠恕”原则，朱熹释“忠恕”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3] 可见都是以己为原点的。忠属于积极的方面。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 自己想要立住，须使别人也能立住；自己希望显达，须使别人也能显达。恕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 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能强加给别人。儒家对此作过许多论证。《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学》说得更加具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概而言之，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在此，行为主体不必抽绎天理，不必澄清良知，不必卜问神灵，也不必求证他人，标准就在主体自身，自我的利益需要即是行为的准则。不过，儒家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去理解别人。 可见，推己及人即是将自己内在的仁爱之情推衍于外，其行为模式是以行为主体为原点、核心，以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和需要推断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而以此为行为取舍的标准，凡属自己所需的、追求的，同时也要努力去满足他人；凡属自己厌恶的、否定的，就一定不能施于别人。忠恕、挈矩即以身为度，以己量人。这是一种以己为尺度的行为模型，但它不同于个人本位，在此模式中，己只是行为的出发点、标准，而绝不是目的，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 忠恕的思维是以“己”为起点，是一种内我思维，既然牵涉到主体自身，就必然触及人的主体需要，一旦主体需要进入视域，就要以价值评价的方式把握事物，因此，是非的分辨和善恶的评价就会相伴而行。以明代李清的一则判词为例：“审得景士杰者，魏云婿也。今取士杰‘横吞’一词与云‘斩寇’一词细质，则所争者马价耳。既无致骏千里之心，则其持马而售也，尚不得齐价死马之骨，而何争蝇头忘瓜葛乎？况马既系云有，则士杰之从中低昂，而谬希分甘，有类争刍啮马矣。虽两词之诬，适足相当，而东坦无礼。一至于此，不几欲折丈人峰乎？若以云与士杰同拟，何从戒首事而惩不逊也？魏云应薄杖，景士杰合重惩。”[6] 这则判词中，先分辩了事实，即“所争者马价也”，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紧接着就是李清的价值评价了，其一，争一匹马不过是“争蝇头忘瓜葛”，以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而言，本就不该争。其二，马属魏云的，景士杰不该去争。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其三，魏云是景的长辈，景的行为更不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况且是“吾”之老？因而魏云应薄杖，景士杰合重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