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6）04—0031—10

      以清代明，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关外游牧民族征服了有一亿左右人口的先进的汉民族，这在全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是什么原因使得汉民族沦落到了如此不堪一击的地步？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顾炎武深刻意识到，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他的道德伦理思想，就是建立在深刻总结明王朝覆灭之教训的基础上的。

      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他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

      与中国传统的主流伦理学说相区别，顾炎武的伦理学说不是从“至善”的道德理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存在的人性的实际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来探讨切实可行的道德伦理规范。这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学说与宋明理学相区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由于顾炎武特别注重社会实际的考察，因而对社会生活中的弊病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对道德与经济发展、道德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多创特解。这对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一、对中国传统社会负面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

      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对传统的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所造成的负面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反思。翻开顾炎武《日知录》，可以发现很多批判负面国民性的言论。对于这些负面的国民性，顾炎武也像考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学和史学的源流等等一样，原原本本地追溯其由来及其历史演变，揭示其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对传统中国负面国民性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批判，构成了顾炎武伦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像他这样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国民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负面国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势利之性。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爱有差等”，爱的差等是直接与等级名分的尊卑贵贱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亲者、尊者要亲厚，对于疏者、卑者要疏薄。这一原则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就造成了人们日益滋长的势利之性。顾炎武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对人们的势利之性、特别是普遍盛行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势利之性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势利之性具有以下表现：

      第一，在家庭中强分尊卑贵贱，在本不应区分尊卑贵贱的地方也要分出贵贱来。如兄弟之间，以嫡出为尊贵，以庶出为卑贱。汉儒何休认为这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的表现，对此，顾炎武严正批评道：“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诗人美鸠均爱七子，岂有于父母则望之以均平，于兄弟则教之以疏外，以此为质，是所谓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也。”[1](P159)

      第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庸俗关系学盛行，只认关系，不讲道义。儒家道德伦理的一大弊病，就在于待人接物总是以关系之亲疏、人情之厚薄为转移。此种情形在汉代就已十分流行，《日知录》卷五《邦朋》条引汉代荀悦之言说：“荀悦论曰：‘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为太息者此也。”[1](P181) 正因为官场和学界都是只认关系，不讲道义，于是人们为了牟取私利，就不择手段地攀附权贵。唐代以来，以科举取士，庸俗关系学的名目更加繁多，宗法关系全面渗入官场和学界，形成为政治上的朋党、学术上的门户。顾炎武《生员论中》说：“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2](P23) 讨好巴结达官贵人的轿夫、家人， 以此作为结交权贵的捷径，更成为官场上普遍流行的风气。由于庸俗关系学的盛行，导致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是垢污深积、黑幕层张。

      第三，导致人们为追求富贵而荣辱不分、以耻为荣，乃至无耻到了靠裙带关系取富贵、甚至自宫以进的地步。顾炎武认为，专制制度的森严等级造成了人们的势利之性，这种势利之性早就发展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日知录》卷二十八《纳女》条说：“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后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1](P1005)“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觊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椠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1](P351) 皇宫中聚集着数以千计、万计的宫女和太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而这一弊政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兴盛，是因为有以当宫女和太监为荣耀的国民性。最早考察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谈到了中国人以纳女后宫为荣的势利心态，他问道：“人民会不会因他们的女儿被君主强行纳入后宫而感到委屈？不，决不会的。相反的，他们认为这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一种恩典和荣誉。”[3](P91) 在一般的西方人看来无疑是要感到委屈的事，在一般的中国人看来却认为是洪福齐天，这是马可·波罗不能不感到不可思议的。如果普天下人都以纳女后宫为耻，那么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帝王占有大批妇女的特权也就不可能继续存在。皇帝既不能占有大批妇女，也就无须再用太监，由此可以废止每年阉割一千多名青年男子为太监的虐政，为图富贵而自宫为太监的风气亦可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