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3-0025-08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着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科学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科学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蕴涵着较为丰富和深刻的科技伦理价值观，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挖掘和清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始于卢卡奇。卢卡奇在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的影响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 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作是以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为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他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类型，“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理性的技术化、功利化和实用化，其功能在于揭示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价值理性”则是指向对人的命运、尊严与价值的关怀，其功能在于反思性、批判性和否定性。只有这两种理性实现有机的结合，人类社会才能健康发展。马克斯·韦伯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指出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却仅仅只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他把这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脱节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它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同马克斯·韦伯一样，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经济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充满着谋划和理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日益淡漠。卢卡奇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有关论述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 同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的理论立场不同，卢卡奇是立足于对人的价值的关怀，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贬损这一事实的。和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异化理论不同，卢卡奇虽然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异化的根源，但是他更侧重于从分析“技术理性”的特性入手，来揭示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他的异化批判主要是一种伦理价值批判。在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下，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不断的理性化和合理化过程，其基本特点就是按照“计算或可计算原则”来调节生产过程，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日益机械化、专业化和合理化，这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的劳动的破碎化以及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的劳动的破碎化集中体现在人们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机械生产体系，作为人的本质体现的创造性劳动异化成了机械的、操作性劳动，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专门化导致人们不再参与劳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统一的产品不再是劳动过程的对象。这一过程变成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这些局部系统的统一性是由计算决定的，因此，它们之间的联系必定显得是偶然的”[1] (P150)，从而导致人的劳动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丧失了有机的联系。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则体现在人不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人，而且已经沦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零件、一个原子，由此出现了人隶属于机器的状况。从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普遍物化现象意味着社会与人发展之间二元对立以及人的价值的失落，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技术理性的盛行。卢卡奇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科学技术合理性”这一科技伦理的核心问题，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从“理性是如何异化为技术理性”以及“科技理性盛行的社会后果”这两大问题展开探讨，深化卢卡奇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 那么，“理性”又是如何异化和蜕变为“技术理性”的呢？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一是他们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启蒙理性”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二是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论证“理性”蜕变为“技术理性”的必然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科技理性的突出表现是“控制自然”的观念，它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应该看到，对这一观念的运用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代宗教和神话的制约。因为古代神话对工具的发明具有渴望和恐惧两种矛盾情绪。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工具的发明和运用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工具的运用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邪恶。于是，人们在改变自然之前，总是要通过某种宗教仪式来安慰自然的“精神”。但是，基督教产生之后，特别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这一切得以改变。基督教强调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派生了人对地球及所有生物的统治权。人之所以具有这种派生的统治权，并不是人具有同其他生物相比的力量优势，而是因为人具有其他生物所不具有的理性和知识，由此“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行使一种对自然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2] (P28)。基督教上述思想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宣扬人文主义思想重新塑造了人的形象，不仅人的力量被夸大为完全等同神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思想激发了人们对财富及其效用的迷恋，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新形态，人们相信只要揭示和把握了自然的内在本质，就可以通过控制自然而达到自我完善。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加强了人们“控制自然”的伦理意识的话，那么启蒙理性则是从理论上将“理性”完全归结为“技术理性”。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3] (P1)。问题在于由于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启蒙理性不仅没有真正使人走向自主和自由，反而制造了新的神话，而走向了它的反面。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理性把“理性”完全归结为理性的技术化、实用化方面，“理性”由此被简单地归结为“工具理性”，脱离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不仅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福祉，而且事实上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具体地分析了启蒙理性的实质及其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