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05)06-0085-05 《周易》全书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从《易经》衍生发展到《易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从巫术宗教向哲学人文方面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儒学作为先秦“显学”，和易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学派的先哲大师不仅借易学以立学派，而且以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所以研究儒学与易学的关系，对于梳理中国早期文化思维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清理传统文化的演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涉及许多占问、鬼神的迷信问题，但它又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筮书，尤其是经过《易传》的发展，把注意力开始集中于世事人伦上。正如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所说，伏羲“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1] 既然《周易》中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那么它和先秦儒家伦理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本文拟以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心，对易学与先秦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的衍生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汉书·艺文志》载：“易道深矣，人更三世，世历三古。”按照任俊华先生的解释，就是说“易学在儒学之前，已经经历了伏羲为代表的上古易、周文王为代表的中古易，而到孔子时代已是近古易了”。[2]《易经》是一部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卜筮之书。但是《易经》在宗教的外衣下却又包含着相当丰富的社会文化思想。《四库全书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自然其中亦不乏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在春秋末期文化典籍依然非常贫乏的情况下，显然是不能不读《易经》的。史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3]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易传《要》篇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可以看出，孔子对《易经》是作了一番学习研究的。郭沫若先生也认为，“孔子是研究过《易经》的，他对于《易》理当然也发过一些议论”[4]。《论语·述而》亦明确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无大过”者，就是孔子针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而言的。在孔子看来，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损和益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损益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支点。由于孔子的天道观的形成是在晚年，在其前期的思想体系中尚未掌握宇宙的损益法则，是他晚年通过潜心研究《易》，才从《损》《益》卦中找到了宇宙的通则，从而完善了后期思想。孔子非常重视《损》《益》二卦，这在典籍中是有记载的，如《说苑·敬慎》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正是孔子认识到了宇宙的损益法则，所以他才对《易》极为重视，以致研《易》到“韦编三绝”的程度，足见《易》对孔子思想之影响。下面拟就《易》对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之影响作简要分析。 (一)孔子对《易经》“中和”思想的吸收 “中和”是《易》中一个非常突出而又至关重要的思想。《易经》中临卦初九爻辞曰：“咸临，贞吉。”六三爻辞曰：“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甘临亦即是对人民实行严酷统治，而实行严酷统治，就会导致人民的反对，这样会大不利。忧，乃指宽和仁厚之意，“既忧之，无咎”，即是说，若以宽和对待民众，那么就不会出现凶兆，体现了以中和之德来维护统治、驾驭民众的思想。泰卦的象数也体现了中庸之义，泰卦由乾坤两卦合成，上乾下坤。乾为阳卦，坤为阴卦，二者相交即得其中。泰卦九三爻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贞乃中意。任何事物都不能越出一定的尺度范围，所谓物极必反。反映在伦理道德方面即是中和。孔子既研《易》，那么其中庸思想则和临卦、泰卦存在有渊源关系。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5] 朱熹解释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极也。鲜，少也。”[6] 孔子认为，中庸乃是最高的德行，好就好在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平常可行。有“中庸之德”的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7] 这和临卦、泰卦所表达的中和之意是相通的。另外，《论语，先进》篇记载了孔子对子张、子夏等人的评价，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孔子的“中和”思想。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头，子夏不及”。子贡说：“然则子张超过子夏？”孔子则曰：“过犹不及”。朱熹对此批注说：“子张才高志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行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道以中庸为至，贤智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8] 孔子从《易》中引出“中”，并将之凝练为“过犹不及”，这一认识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二)孔子对《易经》“忠勇”思想的吸收 蹇卦初六爻辞曰：“往蹇来誉。”蹇，乃忠贞正直之义，敢于对君主直谏，是一种忠勇的表现，故而来誉，会受褒奖。六二爻辞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即忠勇直谏，事关国家兴亡。九五爻辞曰：“大蹇朋来”，具有忠勇德行的人会受到人们的敬仰，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孔子又对此加以吸收衍扩，他认为，“臣事君以忠”[9]。《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曾问忠孝于孔子：儿子服从父命是孝吗？臣服从君命是忠吗？问了三次，孔子不回答。哀公便问子贡。子贡回答说：儿子服从父命即为孝，臣子服从君命即为忠。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简单地服从君命，算不上是忠。万乘之君主国家，有谏诤之臣四人，国土就不会受到侵削；千乘的诸侯国家，有谏诤之臣三人，国家就不会遭到危难；百乘的大夫领邑，有谏诤之臣二人，宗庙就不会受到危害。……一句话，臣子尽忠决非盲目服从，而应“以道事君”[10]，敢于犯颜直谏，表达正确意见，帮助君主不犯错误，方为真忠。如说：“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11] 孔子对微子萁子、比干评价很高，如《论语·微子》曰：“微子去之，萁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人焉’。”孔子认为，微子、萁子和比干都对纣王无道进行了劝阻，虽然形式不同，但都表现了忠勇、刚直，所以都能称之为“仁”。忠勇、直谏相结合，才对国家有利，这种忠勇思想和蹇卦所讲的忠勇直谏是一脉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