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3-0063-05 科学技术是人类历史发展舞台上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它自身所具有的对传统思想的怀疑和挑战，使得作为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常常成为伦理道德思想解放的先导。而伦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当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发生变化后，旧道德还要以风俗、风尚和民族心理的形式在人们的思想中滞留相当长的时间。科学技术的活跃性和伦理道德的稳定性客观地造成了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结果使得一方面科学技术不断地向传统的伦理道德发起冲击，另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不断改造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 高科技对伦理的挑战 伦理受现代科技发展冲击而引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界的矛盾问题。高科技给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更先进的工具，从而形成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毋庸置疑，人类中心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然而，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全球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伦理仅仅局限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来讨论道德问题的做法开始受到了质疑。 第二，科技发展与传统的爱情、婚姻、家庭伦理的矛盾问题。科技创新产生的新型生育方式打破了人类几千年来自然繁殖的常规。新型生育方式包括人工授精和无性繁殖，尤其是无性繁殖，又称克隆科技，将引出一系列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它会不会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降低人的适应能力？它会不会引起家庭亲子伦理关系的混乱？它与其他人的关系又如何处理？还有人提出，克隆科技的出现，是否表明人类数千年所信奉的伦理原则及其根据已失去有效性？果真如此，这是否同时意味着应该建立一套新的原则及其根据的体系？克隆科技的出现还产生了一个亲子之间伦理评价的难题。随着科学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成果与沉淀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伦理文化观念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虚拟空间和虚拟生活的出现使人类人际关系方面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显现深刻的危机。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交往、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大部分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向高消费社会迈进，人们把追求高消费和物质享受当作幸福，那么，高消费是否就意味幸福？另外，消费社会对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导致不可再生性资源枯竭和环境的恶化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述3个问题既是高科技冲突伦理所引发的问题，也是儒家伦理应对科技挑战应着力面对的问题。 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的局限性 儒家伦理在高科技时代存在许多局限，一定程度上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桎梏。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积极入世精神对纯粹科学的忽视。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这种观点是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等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技术化的科学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可是，纯理论科学的发展便被忽视、难以发展成熟。 第二，德教中心思想对科技价值观的排斥。张岱年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对孔子有“重德教而卑农稼”的评价。孔子反对“君子”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实践。《论语·子路》中记载，樊迟请学为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由此看来，在他眼中，“礼”、“义”、“信”才是应该学的，所以，向他请教如何种菜的樊迟只是小人。孔子的教育内容是以伦理道德为主。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这里的学指的不是自然知识，而是“克己复礼”之类的提高自身道德品质的思想。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是为了服从道德教育的需要。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忽视自然科学知识，鄙视生产劳动技术，这种以伦理为核心，排斥其他知识的教育思想是极其不利于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的。除天文学、农学、医学等因与社会稳定有关而与传统的伦理思想相容外，其他的科学技术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这样，中国儒家以德教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第三，宗族等级观念对科学精神的压制。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以血缘和亲情关系为蓝本的各种人伦关系得到特别的关注。“人伦”一词最早源于《孟子》，“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里所谓人伦即是人的5种反映尊卑等级关系的观念，经过后世儒家的不断演化，又进一步发展成“三纲五常”理论。中国古代的人伦思想渗入了等级依附的消极内容，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不利于个体独立人格的形成，从而抑制了民主自由的科学精神的发扬。另外，在由氏族转化而来的奴隶制社会和深受血亲关系影响的封建社会，还保留了氏族社会对外的排斥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妨碍了科学技术的流传。技术的继承往往只靠家族的秘传或行会师授，使得技术长期被封闭在某个家庭或行会这样有限的领域内，除了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水利等公益事业外，大多数作为天下之公器的科学技术都是秘方，甚至失传。这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只能靠个人经验的积累，这种发展显然是极其有限的。正为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在探讨科学研究的效率时曾提出的：“有两个因素严重影响工业科研工作的效果。一个是笼罩着科研工作的普遍的保密气氛，另一个是科研工作者个人缺乏自由。”[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