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3-0089-06 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政治哲学理论是汉娜·阿伦特尤其是哈贝马斯等人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视角，他们分别从人的行为类别划分角度和人的交往结构角度对公共生活的历史沿革、涵义、特征和现代发展转型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人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以至整个人类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阿伦特将人的活动分为基本的三种：劳动、工作(或称制作)和行动。“之所以说这三种活动是基本的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境况。”[1] 劳动和工作都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劳动是人的生命本身，其目的是维持人的生命。工作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创造性品质作用于对象，使对象的自然过程被遏止或中断，其结果和目的是建构起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正是这种人工世界及其所表现出的持存性，给人类这种终有一死的存在者提供了一个稳固的附着文化与意义的居住场所，人类从中才确实具有了自己的家园。 阿伦特认为，与劳动和工作不同，行动是人在人们相互之间的活动模式，前两种活动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而后一种活动基本上属于公共领域(当然，工作的一些方面也属于公共领域，行动有时也会进入私人领域)。政治是属于行动的领域，而且是公共领域中最重要的方面。在古希腊城邦时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有着严格的区分，私人领域被看作是实现维持生计和繁衍子孙的功能的领域，它必须刻意地隐蔽起来；公共领域则是人们通过言行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是享有公民权的人们就整个城邦事务发表自己意见和看法、进行争论、辩讼从而达成共识的界域。阿伦特指出，随着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在劳动中的广泛应用，劳动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相应地，社会领域开始兴起，并不断地冲击古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划界，改变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含义及其对个体和公民生活的意义。劳动的解放意味着劳动进入公共领域，使公共领域发生质变，不再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以前被当作是家务以及家庭私有领域的相关问题现在成了一种共同的关注，国家则变成了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关，经济上的追求本来是非政治性，现在却成为政治组织尤其是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公共领域由此丧失了过去时代它作为个人展现自我的不可替代的空间特质。对此，阿伦特从自己理解现代性的独特视角发出如下的忧虑：社会领域的兴起强制要求社会的同一性，现代社会的个体面临着个性丧失的危险。大众社会的理想就是劳动者的理想，即更多地生产、更多地消费、更舒适地生活。然而矛盾的是，劳动的解放却是以大规模的机械化、分工化、同步化为前提的，从而使人不断地片面化、平面化和世俗化。因此，在阿伦特看来，生产的高度发展和必需品的极大丰富并不会自动地使人们进入自由的生活状态，相反，有可能使人的自由个性逐渐地萎缩。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内蕴着浓郁的“古希腊城邦式民主的乡愁”，她将问题域的焦点放在对历史的思想追思，因而其理论的现代性韵味严重不足。哈贝马斯正是从阿伦特出发，在阿伦特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公共领域独特鲜活的现代性意义，这就是将公共领域视作为解剖或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范式或模式。所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首先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即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不能把公共领域“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2]。但为了对这种历史范畴有一个确定的规约，又必须对其在历史上的生发形态进行厘察，这样，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那里又成了一个思想史的问题。哈贝马斯指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公共领域：古希腊的公共领域、封建时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公共领域。 古代希腊，公共领域是自由民所共有的，它与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领域的场所是广场，公共领域建立在对话(包括讨论和诉讼等形式)和共同实践(包括战争和竞技等形式)之上。在古希腊人看来，生命繁衍、生产劳动、管理家务等有关生命、生活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都是在私人领域发生的事情，属于必然王国和瞬间世界；而在公共领域，公民通过交往、交谈、争论，每个人都站在人群之中，让所有人看得真真切切，使交谈的事物形象化，使交谈者的个性突出化，因此，公共领域为个性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它属于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但是在欧洲的封建时代，作为制度范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已不存在。这是因为那时的封建领主同时拥有所有权和统治权，所有权同时也表现为统治权，不存在私人占有与公共权力管理之间的矛盾。在所有的公共事务和场合中，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所有者，其臣民被他代表或体现了。因此，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是一种作为地位标志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在代表型公共领域中，“公”与“私”不分，“大公”即“大私”，它是一种地位和特权的标志，掌握公共权力的封建领主是它的代表。它的表现形式与一整套关于所谓“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密切相关。宫廷是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核心。作为封建权威的光环，代表型公共领域是君主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的表现。在14世纪前后，代表型公共领域随着所依赖的封建势力、教会、诸侯领地和贵族阶层的分化，逐渐地形成了对立的两极，最终分裂成公私截然对立的因素。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改革使教会所代表的对神权的义务——宗教最终变成了私人的事情，宗教自由成了私人自律领域，教会只是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之一而继续保存下来。民族和领土主权国家的形成，使公共财政和封建君主的私人财产分离，王室贵族的宫廷逐渐演变成具有公共领域意蕴的各种“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劳动阶层包括商人在城市中慢慢地扎下根来并形成为社会中强大的独立性力量，这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生成标志着一个真正私人自律的并与国家相对立的领域，即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