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G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887(2006)02-0091-04 忠孝观念作为日本社会系统的中心价值，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的当下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忠孝观念有助于维护日本社会的高度统一，有助于日本经济实体内部的团结协作，是“保驾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①。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忠孝观念使日本社会的垂直整合得到强化，服从命令成为绝对的行为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1]。从精神伦理同社会结构的局部结合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忠孝伦理在日本教化过程中却导致了另外的结果。从忠孝伦理的发展路径上看，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日本宗教的世俗化，是同其民众与国体的一体化而存在的，它在事实上对形成日本特色的高效、实用的创新机制起到了内化的作用。 一、儒教伦理：日本的忠孝伦理及其辩证关系 源于中国儒教传统的“忠孝观”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以忠孝为伦理的体系中，居首位的当然是忠，而与忠紧密相连的便是孝。忠是作为一个大和子民的首要政治义务，是对至敬者；而孝则是一个家庭成员的第一家庭义务，是对至亲者。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孝先于忠；在以政治价值优先为特征的日本，忠却优先于孝。在日本，忠与孝之间并不矛盾，培养孩子之孝，是为了成人之后尽忠，孝强化了忠。而且，忠与孝联系得非常紧密，几乎是同一的，“孝子门前求忠臣”便是忠孝辩证关系的精辟体现。 同中国儒家伦理的根源一样，日本的忠孝观念也来自于民族的血亲观念。早在公元初期，大和民族就巩固了他们在中部日本的统治地位，并已经形成了太阳女神和天照大神为统治一切神和大和民族的神圣祖先的神话传说。对于日本人来说，人的肉体乃由父母分出，父母及祖先皆是家族之神，孝顺父母、敬畏祖先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日本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祭祀用的小神龛，每天都要祭祀祖先。日本国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创始人丸山敏雄认为“这种对双亲和祖先的真情和尊敬自古以来被称作‘孝’，是道德之本。”② 这种对父母的尊敬和对祖先的祭祀可以使人时常记起血统的神圣以及家族成员对它的义务。 在日本，“忠”的血亲源流在于天皇的种族高贵性。日本人把天皇纯正的血统泛化为大和民族的神性，是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神及民族的代言人。因为“在最广义上讲，家族和国家是同一的，皇室就是主系家族，而所有日本人的家族都是其支系家族”③。日本学者吉田松荫(1830—1859)曾这样描述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统治者抚养人民，人民则报答统治者之大恩大德。统治者与人民为一体(君臣一体)。对统治者之忠诚与子女对父母之孝乃为一体和同一物。”④ 值得一提的是，当对天皇的高度尊敬在跟忠与孝相关联时，国家的概念便产生了一些变化。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相融合，作为养育者的神性被替换成政治权威。神、天皇、君主及父亲倾向于被当成等同的东西。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的亲族。天皇就是“神”，就是“君主”，就是民族家族之“父”。人民即是崇拜者，是臣民，是儿女。忠诚便是“大孝”，献身父母则是“小孝”，小孝只是为了能履行大孝而存在。这样，回报天皇之恩的义务便超越了其他一切义务之上。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孝顺父母(及祖先)、忠于主君、效忠天皇是每个日本人的天命。这一思想不是把社会视为一种必须维系的和谐均衡，而是倾向于将社会看作是在履行对上司义务的单一方向上的运动。至此，“忠”与“孝”便超越了血缘关系而具有了共同体的属性，从而便同组织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家、组织与国家：日本的忠孝观念的继承与展开 日本忠孝观念的形成是同日本宗教的世俗化过程相一致的。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其中，神道教和佛教都将神视为大慈大悲的高级存在者，这包含了要求信徒忠诚和报恩的义务；心学教导悟性与无私地献身，并通过强调家臣的忠诚与无私的巨大重要性来强化权力的扩大；而儒教的《孝经》得到了尤为广泛的传播。例如，孝谦女帝(治世749—758)曾要求每个家庭必备一册《孝经》，学校要讲授《孝经》。对《孝经》的重视，或许可以看作是“孝道”在日本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的一个尺度。孝是仅次于忠的最高道德，也就是说，宗教使家族本身渗透了政治价值，并成了政治形态的一个缩影。所有的宗教行动，无论是报恩还是要求个人醒悟，首先要求采取的是履行自己在世俗中的义务形式，仪式、祷告或冥想对于首要的伦理来说，均居于其次，这是日本宗教的潜在影响之故。总之，日本宗教精神的首要伦理即是指履行世俗中的忠(政治义务)和孝(家庭义务)，它为企业服务和创新奠定了价值基础。 众所周知，宗教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的中心价值提供一系列的终极意义。当人面临终极挫折时，宗教能够提供终极力量来满足人的动机需要。同时，它对社会系统中的紧张积蓄也有消解作用，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宗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江山社稷的有效工具。在统治阶级的推行下，日本宗教逐步与世俗伦理相结合，忠孝观念成为日本宗教的核心教义。这样，宗教通过社会中的主要集体——国家与家庭——被认为既是世俗的组织又是宗教的组织这一事实，为中心价值系统提供了一系列终极基础。履行对父母(及祖先)和政治权威的义务便被赋予了终极意义，保证了未来的祝福和庇护。所以，对这些集体及其首领的忠诚不仅具有世俗的意义，而且具有终极的意义。 儒教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早在幕府时期，由于天皇——幕府——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力分化，忠诚观念的对象性并不明确。“忠”通常讲的是对自己的主君的忠诚，而当时的“主君”一词在其意义和内容上都是模糊的。随着“尊王”口号的提出，忠诚观念的对象逐步指向“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⑤——天皇。对天皇颁布的政令，所表现出的尊敬之情，证明了人们对政治权威盲从程度。高度的公共秩序是这种盲从的另一个例子，就像武士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后，甘愿剖腹自杀以示忠心那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