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3-0014-(08)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它强调多元性的和谐共存，那么，它有没有自己的道德体系？或者说，它还只是有多元性的、不同性质的道德体系并存？新加坡自1959年独立以来，在近50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自己的文化道德建设从来没有放松过。这种文化道德建设是在一种指导性的意识下进行的。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自己的道德价值认同已经形成，或者说现在的新加坡政府，正在推行的是一套具有倾向性的道德价值体系。同时，新加坡这套道德价值体系，也并不是无根之物，它与新加坡有意识、有倾向性地对传统的继承有直接关系。 一、新加坡对传统道德资源的挖掘 新加坡政府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社会的道德建设。新加坡的道德建设，又体现在对传统道德资源的挖掘上。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仅四五百万人的城市国家中，汇集了世界四大文明的传统：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这些文明或文化传统对于新加坡的道德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这个城市国家中，华人占了3/4以上。而且，以李光耀为主要领导的新加坡领导层，多数都是华人。因此，新加坡政府最为重视的是对儒家伦理资源的挖掘。换言之，新加坡虽然有着多元性的伦理资源，但它最为重视的是儒家伦理资源。东西文化或文明在这里汇合，对于现代新加坡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新加坡国人和政府认为，虽然新加坡原为英国殖民地，有着英国人治理社会留下的基础和文化，但其人口的主体是亚洲人，亚洲文化传统是他们文明与文化之根。尤其是在经济起飞，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新加坡的领导人认为，亚洲价值观或道德价值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关键性道德因素。在他们看来，新加坡所取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发挥了作用。前总统薛尔斯曾指出，卓越的经济成就并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条件，如果我们强化社会道德结构，才能明智地处理我们的物质遗产。 李光耀曾谈到，新加坡在那些特别困难的日子里，如1959年和1969年，之所以能够渡过难关，主要在于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他说如果没有儒家价值观，“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1]。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的华人，多数是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大都很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那他们怎么还受过儒家伦理的熏陶呢？李光耀认为，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是一个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悠久传统，这些移民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实行的是儒家的道德教义。他们所具有的，是从父母亲和其他亲人那里习得而来的。他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就是这样一种道德环境。民间文化和民间风俗，都包含着从儒家、道家和佛教而来的谚语和格言。在他们看来，这些移民没有文化还有一个好处，他们没有受到“五四”运动以来否定儒家的知识运动的影响。 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地区“四小龙”经济成功，在他们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结合。新加坡前教育部长吴庆瑞认为，东亚“四小龙”经济成功的共同点是：都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儒家伦理价值观的熏陶，从而培养了一批具有儒家良好行为准则的人。他们之所以取得出色的经济成果，可以直接归因于儒家关于人们要为国献身的道德规范。他们从自身成功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儒家伦理资源可以为现代所用，而且现代国家的建设需要儒家伦理资源。西方学者认为，东亚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代表了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中心，义务感、自我约束、修身、取得一致意见和合作。它高度重视教育和礼仪。它注重信用社区和政府的领导。其经营的风格涉及既学习一整套实际技能又学习如何工作的一种程序和仪式。”[2] (P109)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就是“儒家伦理”。换言之，这是一种有别于韦伯所称的新教精神，是儒家伦理精神的资本主义。“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的发展”成为理论界的热点议题，海内外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试图用儒家伦理来注解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验。他们认为儒家注重知识与教育、注重修身、注重自我与他人维持良好人际关系、注重信用及注重家庭的传统美德，以及强调和谐和整体主义等价值观，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对于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是单一性的因果解释，而是在理解为一种动力结构，一种社会中的多数人所注重的价值以及一种特殊的经济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论述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换言之，仅从因果模式理解可能是片面的，需要从文化整体的意义上理解儒家伦理的作用。 海外学者对儒家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引起了新加坡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因为新加坡领导人既意识到了传统伦理价值观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人对个人价值更为重视的发展阶段的忧虑。在他们看来，如果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体现西方价值观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盛行，就势必削弱人们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动力，甚至摧毁其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李光耀明确地指出，“伦理道德水准若低落，我国就会日渐走下坡。而能否维持稳定保持优势在于社会道德结构而非经济发展。”[3] 李光耀所说的道德水准，即是他所理解的亚洲价值观的道德。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如何维持亚洲价值观念，抵御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就成为其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他们认为，西化倾向渐浓，如果渐次失落东方传统价值观，国家的发展就要失去道德基础。而重整体、重社会、重家庭的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正是医治此“病症”的一剂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