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9—0673（2005）04—0020—0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唐朝建立以后，政治上承袭“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1](P65) 的立国原则，继承西汉以来的“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把儒家孝道伦理普遍应用于朝廷的施政实践。唐朝统治者继承了汉以来“孝治天下”的许多做法，继续普及《孝经》，旌表孝行，奉行尊老国策，设立孝名科目以孝举人选官。但唐朝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施行“孝治天下”，将孝进一步政治化。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想从理论上理清“孝”与“忠”的关系，解决“移孝于忠”的理论难题和“忠孝不能两全”的实践困难；二是将孝道法律化。 “忠”与“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要的伦理问题，其影响至广且深。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1](P40) 从而提出了“事亲（孝）”与“事君（忠）”关系的命题。汉代统治者实行“孝治天下”，看重的是孝道中的“忠”，希望天下人都忠于刘氏汉朝。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基本上是以“不忠”的方式篡夺政权，因此不便于大张旗鼓地宣扬“忠”，但他们视“忠”与“孝”为一体，宣扬“孝”也是想臣民对自己“忠”。统治者的意图，与先秦儒家思想家强调的“夫孝，德之本也，教由所生也”[1](P39) 有着明显的区别。 唐朝统治者尝试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孝”与“忠”在理论上的统一，从而为实践中解决“忠孝不能两全”这一难题提供理论支持。 唐朝时，统治者对“孝”的理解已较为完善，而对“忠”的认识则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唐太宗以谏为忠，他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隋）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2](P201) 都是这个意思。武后以鞠躬尽瘁、辅上安下为忠。武则天认为：“盖闻古之忠臣事其君也，尽心焉，尽力焉……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忠正者以慈惠为本，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也。”杜正伦认为忠是“临危不改其心，处厄不怀其恨，当阵不顾其躯，躬使不论私计。”[3](P342) 魏征却认为“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方为忠臣[4](P1187)。总之，忠是一种臣僚对君主、国家的态度和行为，身为忠臣者起码要做到恪尽职守，奉公无私。尽管“善事父母”是孝的基本要求，完全彻底的孝子却还要报效国家，尽忠君主。如此，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面对忠与孝的关系问题了。 从理论上来说，“孝”与“忠”是和谐的，从某些角度讲，“孝”甚至是“忠”的基础。国由家组成，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以父为中心，国以君为中心；在家孝顺父母尊长，就为奉国尽忠、效命君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武则天说元让“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4](P1551) 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孝经》称：“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1](P54) 于此可见，“士”之孝的核心要求是所谓“移孝于忠”，其认识基础是忠孝一体。 在对实际问题的处理上，忠与孝并不总是和谐，许多情况下都不能兼得，甚至发生尖锐冲突。“扬名显亲”固然是二者最好的结合点，但“善事父母”与“尽忠奉国”一旦不可兼得，集子、臣为一身者势将面临两难处境。《封氏闻见记》卷四《定谥》记载：代宗时期，有一个吏部尚书名叫韦陟薨。太常博士程皓建议谥其“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反驳：“出处事殊。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为忠臣不得为孝子。故求忠于孝，岂先亲而后君；移孝于忠，则出身而事主……”程皓则说：“……立君臣，定上下，不可以废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亏孝……至于忠孝不并，有为而言，将由亲在于家，君危于国，奉亲则孰当问主，赴君则无能养亲，恩义相迫，事或难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辞蜀；陵母刎颈，卒令归汉。各求所志，盖取诸随。至若奉慈亲，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岂以不仕为孝，舍亲为忠哉！……”有司不能驳。[5](P15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人认真讨论忠孝关系的情况。颜真卿直接指向了问题的要害，所谓“忠孝不并”，程皓则主张人应力图做到忠孝两全。理想的情况是“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这种情况不难，难的是“亲在于家，君危于国……事或难兼”。即使在理论上程皓也提不出一个确定的能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故只能说“务求所志，盖取诸随”。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可以选择的话，君、父之间发生冲突就要严重得多，它已经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或政治问题了，这在唐代是不容许有选择的，法律已有定夺。唐朝法律明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有罪相为隐，……皆勿论，……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各从本条科断。”[6](P2310) 据此，父母如果犯了普通罪行，子女可以知情不报，法律并不追究，或可算做子女尽孝的一种特殊行为。如果这也算做尽孝的话，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类直接危及君主及国家的事情却必须要举报，在这类问题上只能尽忠。“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6](P315) 唐朝人抄写的清代发现于敦煌莫高窟中的《太公家教》记载“五违”：“不孝父母，一违；不爱师父，二违；事官不勤，三违；违上命教，四违；乡党不相唇齿，五违。”[7] 从以上五违的次序或可推测唐人心目中孰轻孰重，第一、二位居于孝的范畴；第三、四位属于忠的范畴，第五位则是居于所谓的“义”的范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