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问题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 “环境政治学”的提出，把环境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同样，“环境伦理学”的提出，把环境问题上升到伦理(哲学)高度。环境问题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是20世纪中叶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环境运动的产物，它导致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现代化。 虽然，“环境问题”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历史要早得多。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同时，实施对生命和自然界(自然价值)的剥削，两种剥削同时并进，不断深化；而它导致社会不平等，使社会公正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比它导致环境不平等，使环境公平成为社会中心问题，时间要早得多。 最敏锐最深刻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创造出剩余价值学说，同时，他们也关注环境问题，提出深刻的环境哲学思想。此外，梭罗(1817-1862)、摩尔(1862-1916)、施韦兹(1875-1965)、莱奥波德(1887-1948)等，也是一些最敏锐最深刻的思想家，在从文化和生态的角度关注环境问题时，他们提出了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的深刻思想。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比环境不平等的问题，一般地说更切近生活，是更敏感、更尖锐和更深刻地被表现出来的，因而思想家们更早地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自然的。环境政治和环境伦理问题，在人类生活中是更深层的问题，因而它的出现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在20世纪中叶才成为“显问题”，被思想家们普遍关注，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二、环境政治学和环境伦理学的产生 20世纪中叶，发生了两大震惊世界的事件：一是以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而引起世人关注的环境问题事件；二是宇航员从太空拍回了地球照片，表明地球就如一艘宇宙飞船一样，是一个脆弱的星球。这两大事件促发了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从而引发出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 环境运动使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它推动环境政治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出现，一门新的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一门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在环境运动中产生了。 政治，它被定义为处理众人之事。作为上层建筑，它历来被统治阶级所把持，广大公众很少有参与的机会。环境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它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有广大群众的普遍和广泛的参与，二是环境问题第一次被提到政治的高度。它使政治改变了以往纯粹社会性的性质，表明政治不仅需要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环境问题进入政治结构，国家参与环境管理，引起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的重大变化，拓宽了政治学的领域，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所谓“环境政治学”，是关于政治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关于政治与环境相结合的学问。而环境伦理学，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研究，虽然人对环境的活动也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是，它是关于环境道德的学说。 实践表明，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都与环境相关，都根源于环境问题，它们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生态道德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普遍把保护自然作为王道政治的起点。因为人类依赖自然界生活，生物、山林、土地与人类息息相关。因而他们把王道的政治目标推广到生物和自然界，重视生态道德的政治意义，普遍地把保护生物和环境看作是君王的道德行为，记述了丰富的政治生态伦理思想。 1.夏商周：保护生物与环境是“三皇五帝之德” 夏朝有个著名的古训：“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是帝王将相都必须遵守的。据说，一年夏天西周鲁宣公在泗水置网捕鱼。大夫里革听到之后，认为鲁宣公这样做违反了上述古训，于是便赶去把鲁宣公的渔网撕坏后扔掉，并向他宣讲保护鸟兽鱼虫的古训。鲁宣公听后表示承认错误，并说：“里革撕破我的渔网，给我带来古人之法。我要把这条破网保存起来，让我永远不会忘记。”这表明，即便是国君，违反了保护生物之德也是不允许的。 商汤用对动物的仁德促成霸业，受到千古传颂。这便是《史记·殷本纪》记载的“网开三面”的故事。有一天商汤外出游猎，看见有人张网捕猎，在东西南北四面布网，并祷告说：“愿天下四方的鸟兽都进我的罗网。”商汤听后说：“这样不就把天下的禽兽都打光了吗？”于是他便令狩猎者撤掉三面的网，并要张网人祷告：“鸟兽们想往左边走的就往左，想向右边逃的就向右，不听从我的话的就进我的网吧。”诸侯们听到这件事之后说：“汤至德矣，及于禽兽。”这样，各诸侯国都归顺了商汤。但到了商纣王执政的时候，商纣王暴虐无度。周公打起伐纣的旗号，把“暴殄天物”作为商纣王暴虐无道的一大罪状，一举把他打倒了。这里周公运用了生态道德的力量。 2.管仲：天公平，地公平，人公平 管仲是东周著名政治家。他认识到了满足民众需要的政治意义，提出“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政治理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不仅提出“公正”的道德要求，而且进行保护自然的立法。他说：“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管子·内业》)因而要实施“天公平而无私”、“地公平而无私”、“人公平而无私”(《管子·形势解》)的道德理想。这里，他的“公正”的道德范畴是涵盖人和天地万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