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哲学学科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征候就是应用伦理学的繁荣，这种繁荣图景使得应用伦理学一下子成了哲学领域或者伦理学领域中的显学，此势头当然是与当下的一系列伦理新问题的出现紧密相关的。但伴随着应用伦理学领域的渐次拓展和大量以应用伦理学命名的研究成果，我们该如何看待应用伦理学的这一繁荣图景呢？ 一、应用伦理学的开创性意义 应用伦理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繁荣起来的呢？在传统道德哲学的发展中，一直有两股力量在主导着伦理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元伦理学，一是规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作为一种应用性伦理要求早已从道德哲学的层面上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广泛渗透。今天，在元伦理学和规范性伦理学的论战尚未消停的时候，我们又面临应用伦理学的选择问题。中国的应用伦理学发展也是因循着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脉络而来的。在西方的应用伦理学的发展中，现实一些实际问题引发了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兴起。尤其是环境问题、堕胎问题、安乐死问题、技术的危害性问题等等现实问题需要哲学家从理论上进行充分的论证。而传统的伦理学又没有办法解决哲学具体问题，于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伦理尝试在哲学家那里成为必要。伦理学面对的是一般语境，而在特殊语境中出现的问题，一般的伦理学就缺乏直接的针对性。也正是在实践意义上要求伦理学更加贴近生活，指导生活。所以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成为必要。 首先，应用伦理学引发研究视角和研究理念的变革。应用伦理学的最大特点是直接面对应用性问题本身，依托于传统的伦理学核心范畴而直接处理在社会实践中在各种具体操作层面上出现的伦理学问题。应用伦理学直接向理性时代的普适性道德原则的强硬话语挑战，向微观生活空间推进，向职业化、程序化、模式化的生活语境推进，依据生活世界的相对性、杂多性以及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为应用伦理学确定生活化、实践化的背景坐标。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或者practical ethics)的必要性。应用伦理学已经在鲜活的实践语境中确立了很多必要的尺度，从而证明了自身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一个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实践，不仅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而惟有改造这种实践性和应用性活动才能强化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应用伦理学家指出：“为什么人们要研究应用伦理学，为什么我要做应用伦理学研究，一个原因是：人们研究它是因为那样可以使他们更受欢迎。他们使用公共基金，如果他们的研究无明显的有益结果，那样招致公众对他们的不满。更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想寻找很多道德问题的答案，并认为哲学应该有所助益。”[1] (P259-260)反过来，只有从实践和应用的问题出发，才有提出一种伦理观念的必要。在这一点上，应用伦理学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点。正如库恩所主张的那样，科学和科学家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解决刚刚出现的“异常”。也许伦理学家不能像科学家一样直接解决生活世界的“异常”，但它要为能够解决异常的机构和部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比如胚胎干细胞问题、治疗性克隆、安乐死等等问题，应用伦理学的战场就在这里。 其次，应用伦理学强调的是一种责任教育和事实教育。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有健全的心智，你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向实践的世界、生活世界提出相关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改变了宏大哲学和普遍主义的哲学构想，它只是面对生活的实际难题。把哲学还原到生活世界，把哲学家还原为实践家，而不像理查德·罗蒂所批评的哲学家那样：是少数“穿着时髦的哲学外衣”的“从事高大事业的狂热者”和“献身于深奥玄妙的教士”。应用伦理学以一种宽广的视阈和具体的生活实践紧密相关，你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你可以问“为什么人类中心主义不能被非人类中心主义取代？”你喜欢动物，想给予宠物以足够的尊重。那就可以提动物的平等权，谈论“以动物作为食物和衣服”的不道德行为；如果你是学者，你可以大谈学术尊严，告诫那些剽窃者：“下载你的工作量，上传你的尊严。”用生活细节进行道德教育。在事实教育中随时把相关的责任和伦理要求表达出来。 再次，搭建应用伦理学家参与社会性交流的平台，为具体研究领域的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伦理审查的预备性基础。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是应用伦理学要做的重要事情。如果主体间的交往不具有平等对话的基础，所谓的“交互理性”就全无意义。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甘绍平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应用伦理学是为一些“道德悖论”的解决提供对话平台，从而为获得社会共识提供伦理的理论支持。[2] (P1)卢风教授则认为：如果应用伦理学仅仅是提供对话平台，那么，伦理学家的作为在哪里？他主张应用伦理学家有责任使今天少数人的观点成为明天大多数人的观点。从一个更大的历史周期或者伦理学发展的轨迹来看，卢风教授的启蒙主张似乎又不无道理。也许，对于应用伦理学家来说，可能的结果是：在搭建话语平台的同时，既要解决道德悖论，也要在目标理想上树立每个人作为公民的责任，应用伦理学既要在对话中对公民进行基本的责任教育，又要伦理学家不时地发出教育者的启蒙呼声。 二、解构应用伦理学的几种可能 以上是应用伦理学的建构性事业。但建构与解构是双向的。规范伦理学作为一种伦理尺度至少在寻求一种“可公度性”的道德和价值追求。而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构伦理的系统性、一致性和“可公度性”，而更多地关注在某一具体实践领域对伦理尺度应用的灵活性和简易性。在应用伦理学的繁荣图景之后，会有一个失落，其可见的结果可能是：如同一个人在走向成年的时候就开始自掘坟墓。应用伦理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既消解了元伦理学的话语，也解构了自身。正如黑格尔主张的“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历史要求每个人都处在“否定的战斗和劳作”中。学科的建构在另一个向度上就是自我分化，应用伦理学的建构过程就是自身的解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