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在与经济、政治交互作用中发挥其效应的，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特定的文化、社会伦理道德状况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构架起着决定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与表征的儒家伦理曾被看作是封建主义的同义语，而被推向现代社会的边缘，但它的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存在于民间。当下中国人究竟对儒学持什么态度？儒学对当下中国人的生命与命运正在发生什么影响？它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正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发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作用？ 带着一系列疑问与困惑，自2000年起我们曾对北京、上海、西安、大连、南京等5个城市的国家公务员、教师与科技人员(出版社、报刊社和其他文化事业单位的记者、编辑)、公司职员(独资、合资与国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大学生(部分研究生)、工人进行随机问卷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共500份，回收444份，回收率为88.8％，其中学生209人，国家公务员70人，公司职员29人，教师、科技人员、文化工作者96人，工人40人。为了防止和避免单纯的定量化问卷调查分析结果的片面性，统计结果和分析报告一直未敢公开发表。在之后的两年左右我们又以专访、小型座谈会、查阅各类文献资料等方式将调查持续下去。由于这是一个难度极大，既不能用单纯定量化又不能用单纯定性化的调研方法完成的课题，又由于这是一个揭示中国人深层心理文化结构奥秘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对这一问题的客观真理性的回答或许永远是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在动态的研究中不断深入与精进的目标。 一、同情与敬意 1.正在研究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占问卷访谈81％)把儒家的典籍文献当作自己学术事业和生命存在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追求知识性的成就远胜于在实际生活中对儒家人格、儒家气象的力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儒家文化确有一种真挚的同情与敬意。他们中不乏有用近乎信仰的执著来对待这种研究的。在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和文化工作者中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其一，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发掘儒学精华上，尽管他们并不否认儒家传统有某些封建性的糟粕，但他们热衷于赞美和讴歌儒家伦理文化的神圣与高洁，责怪历史上人们对它批判过头、肯定过少，同时有以批判崇洋媚外为名拒斥西方文化，而对儒家盲目自信的倾向，拔高它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这种倾向容易进入脱离社会存在，游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侈谈儒家文化复兴的误区。其二，致力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港台的“新生代”学者和大陆学界的“主流话语”。他们习惯于运用西方文化的概念、逻辑、结构来解说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框架里的填充物。他们中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认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内容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在座谈中有些年轻学者十分坦率而又略带轻蔑地调侃道：儒家文化在今天难道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弘扬的吗？那是早已逝去的文化，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如果一种讲德性的文化还值得在今天大力加以继承和弘扬，那么哪一种民族文化、哪一种宗教不是讲德性的，哪一种民族文化和宗教不应继承和弘扬呢？儒家文化是小农自然经济与宗法社会的产物，岂能在迈向大工业和知识经济的现代发挥什么效用？生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西方现代文化与生成于封建时代的儒家文化，由时代的差异决定了文化的优劣。其三，海内外有一批既对中国文化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厚学养，致力于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儒家义理的学者，他们既熟悉西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有深切了解，又对中华文化传统存有一种近似宗教的信仰与敬意，坚信儒家的生命哲学定能伴随科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的普世伦理的建构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其四，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对古今中西的文化进行综合创新，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文化。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因素，可以重新发掘，创造性转化，用来补正现代性的某些盲点。还有一些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致力于在必修课、选修课和普及读物中传播和弘扬传统美德。认为对儒家伦理的研究关键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应用，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要扭转精英文化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分裂状态，正视民众生活的要求及其演化，应对普通大众的生活发生实质性影响。他们深信中西文化精神对于人文价值、人的尊严的追求，是有某些相通之处，应该把中国特色与全球的普遍性价值结合起来。 2.与学者、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出于对人文的忧思，强调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抱以同情与敬意，应致力于将“学术资源”转化为教化层面的“知识资源”的呼吁与倡议不同，一批企业文化研究者是从市场经济的直接体悟中产生出对儒家人文资源开掘利用的急切需要。他们(占调查访谈者75％)痛感企业家精神底蕴的缺失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认为弥补企业家精神缺失的良方，除了制度环境的创新、市场经济理念的更新，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对传统诚信道德的内化。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兴起，最先“弄潮”的恰恰是社会边缘群体，其中包括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两劳人员”等等。其中一些人“敢于冒险”、“钻政策空子”，迅速发财致富。由于他们素质低下，在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之后，往往肆意挥霍，生活方式格调低下。后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他们在商海中日益认识到商德的重要性，儒商在商界的崛起成为必然。1994年在海口市召开首届国际儒商大会，宣布成立国际儒商学会，随即《儒商文丛》、《儒商学》、《儒商列传》、《儒商大趋势》等系列丛书纷纷出版，《儒商报》、《儒商学报》、《儒商杂志》先后创办。国际儒商学会成立9年来，儒商学会会员遍及亚、欧、美三大洲，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分会。儒商以自身的经商实践履行儒家的人文精神，深信儒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在个人生活上崇尚简朴，热衷于将个人财富用于各种公益事业，如捐助希望工程、光彩事业、赈灾、捐款、架桥修路。儒商注重社会公德，反对唯利是图的市场欺诈行为，倡导以诚待人，信义取利，乐于奉献。他们中的睿智者清醒地意识到：为了适应21世纪信息时代的要求，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改造与更新。儒商精神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它包括恪守信用、诚实为本、诚实不欺、以义驭利、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商业经营之中去。必须指出的是，有的商人以儒商作为面具行投机钻营谋取不义之财为实。 3.国家公务员对儒家伦理抱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结。一方面他们切身感受到传统思想对自己的生活仍在发挥重要影响，比如，认为传统道德观念对自己的生活“有比较大的影响作用”和“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或“有一些影响作用”的总共占99.93％。另一方面他们对“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适当根据情况开设一些传统伦理道德的经典课程，如《论语》、《大学》等将其纳入必修课又感到有些疑虑，表示不同意者占21.42％。这或许与他们较深切地感受到儒家传统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现代人的束缚仍未完全消弭有关。他们认为，当下中国人“独立人格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的占71.49％，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戒奢以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优良道德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有一定的生命力”的占85.71％。他们对儒家经典能否进课堂的疑虑或许还与“左”的阴影尚未彻底消除有某种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方面的顾虑越来越少。他们不认为在“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体系中，糟粕多于精华，它是制约现代化发展的拦路虎”，在问卷中表示“不同意”和“基本不同意”这一观点者占7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