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道德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智慧与道德也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自有精神文化以来，人们关于道德的说教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深。可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是：智慧的作用（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剧增，道德的作用却苍白无力。二者极不均衡，反差越来越大，形成了文化的畸形发展。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道德的“软弱”，这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一、道德作用“软弱”的原因 人的本质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逻辑出发点。人是物质实体和精神主体的统一。就人的物质实体性而言，人是一种动物；就人的精神主体性而言，人又超越了一般动物，即人又不是动物。人的本质是个矛盾的规定。 从哲学上说，人有双重生命：物质生命（自然生命、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社会生命、文化生命）。所以人有双重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双重生命、双重需要并不是对称的。相对于精神生命和精神需要，物质生命、物质需要具有先行性、前提性和基础性。 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人类要从事各种活动，首先要生存。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1] 生存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当然也应当是人们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的前提。生存有不同的层次，我们可以把最低要求的生存即维持生物生命的生存，称为原始生存。 在原始生存中，人的本性是“经济人”，即把物质需要看作第一需要、以自己的物质利益为追求目标的人。亚当·斯密把“经济人”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道德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选择的尺度。在原始生存中，人的经济属性对人们的行为选择起决定作用。经济人对自己行为的主要选择标准，是是否符合自己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利”是自己的物质之利、生存之利。这也可称为功利原则。边沁说：“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2] 动物生存也遵循这一原则。食肉动物总是力求花费最少的体力，尽快地捕捉到猎物。植物生存也有类似的倾向。在由乔木、灌木、草地和苔藓组成的多层次生态系统中，植物枝叶的形状、布局都符合最大限度地利用阳光、水分和空间的原则。凡生命皆遵循这个原则，这是生存原则。当人们按这一原则生存时，人本质上是一种动物。 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利益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结合。只要有经济活动（包括技术活动）就必然要遵循这条原则，所以它又是人类的发展原则，它的贯彻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马克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3] 人的所有行为都不能脱离人的生存和发展。那么，人按道德规范活动是否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条人类生存和发展原则冲突呢？这应当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从道德的本质来说，它不应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现实生活表明，按道德规范活动的人（可简称“善者”），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道德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 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人都是一种生物，都具有动物性，都具有动物的本能。达尔文说：“人，尽管有他的一切华贵的品质，有他高度的同情心，能怜悯到最为下贱的人，有他的慈爱，惠泽所及，不仅是其他的人，而且是最卑微的有生之物，有他上帝一般的智慧，能探索奥秘，而窥测到太阳系的运行和组织——有他这一切的崇高的本领，然而在他的躯干上面仍然保留着他出身寒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4] 无论人们多么富有才能和慈爱，在他身上都保留着动物的印记。马克思、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可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的差异。”[5] 人天生就有弱点，而且这些弱点或多或少地伴随他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些潜在的、自发的自私倾向。 道德是对自己私心的超越。人要讲道德，就要战胜自己的私心、动物的本能，这并非易事。而不按道德规范行动的人（可称其为“非善者”）则无需这种努力。所以善者讲道德需要很高的“投入”，非善者则不需要这种投入。泰山上有一处石刻，赫然刻着四个大字：“从善如登”。有人又补充了一句：“从恶如崩”。从善如登山，每登高一步，都要有一份决心，出一份力。作恶如同山上滚下，只要一念之差，放纵自己便坠入深渊。登山要选择正确的道路，滑坡则无需选择道路，随处都是堕落的道路。吕坤说：“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堕。”（《呻吟语》）难怪人们把不道德的行为称为“下流”、“堕落”。从善难，不从善易，这是一条规律。 道德是对自己的制约。道德只能约束善者，对非善者没有约束。道德既不是攻击别人的矛，甚至也是不保护自己的盾。在善者与非善者的竞争、较量中，善者对自己的言行有种种限制；非善者则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毫无顾忌。非善者希望自己的对手是善者，而且越善越好，所以这种竞争、较量是不平等的，吃亏的一般都是善者。而且一般说来善者吃亏的程度同他善良的程度成正比，如等公共汽车，站上有很多乘客。车一到，非善者立即拥护上车，善者只能在非善者背后呼吁大家排队。最后上不了车的是两种人：善者和弱者。善者也许克制了自己也跟着挤车的欲望，但他的善行所得到的却是“负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