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伦理”的存在前提，是“文化”与“伦理”的存在。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文化伦理”成为一个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文化伦理”不仅具有客观基础，而且具有学理的合法性。此处的“文化”是广义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种形态；“伦理”是广义伦理，与“道德”通义。所谓文化伦理，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作为概念，“文化伦理”是对现象世界的把握方式，表达伦理存在；作为逻辑，“文化伦理”蕴涵着“文化”与“伦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示伦理必然；作为价值，“文化伦理”则向往超越，表达伦理自由。文化伦理宣称，当伦理在文化母体中找到存在的根据后，文化就具有了人格和责任，它必须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负责，为人类承担无法解构、不可拒绝的道德义务。 一、20世纪西方文化的伦理转向 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以50年代为分水岭，表现为“冰火两重天”的图景。前50年经历了将人类社会撕裂成碎片的两次世界大战，后50年则是西方世界经济发达与政治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但是无论是前50年还是后50年，西方社会都因为各种社会伤病而招致激烈批评和抗拒。按照时间线索和理论谱系，“批评力量”大致呈现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的“左派”思想、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他们构成西方文明主要的批判思潮和“现代性的自反”力量的主流。在这些批判理论中，始终有一个主题和视角，那就是西方文化的伦理批判，伦理价值成为衡量和评价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标准。 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充满危机和变数。现代化事业并不如人们普遍希望的那样，给他们带来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满足，并没有实现它许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社会公正早已被严重的两极分化代替。这种情景，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端化的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西方社会因为极端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付出惨重代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变成“人竞物择、富者生存”，这种社会发展理论的致命缺陷和各种矛盾的积累，终于酿成大祸，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成为人类文明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不断被激化的社会矛盾，点燃了理论批评的烈火。20世纪初的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以“左派”面目出现，主要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他们心系民生，关怀道德，指责那些控制社会财富的财阀们为粗鲁野蛮、道德败坏的强盗。与西方世界的丑恶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苏联一片繁荣，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以近乎朝圣的心情向往苏联的新世界，他们希望参照苏联的社会制度，将西方从危机四伏的泥潭中解救出来。虽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社会分析理论，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直面西方现代文明的道德灾难，关怀人的生存境遇。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突破口。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焦点，在于现代西方社会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所造成的人道灾难。他们先集中火力批判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倒台后，他们又将“批判的武器”对准了“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丰裕社会”的病态现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为人类摆脱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的困扰提供了条件，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是人们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型极权的统治，以至于出现“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奇特现象。（注：顾肃、张凤阳：《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68、492页。） 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大批判”，号召人们对这个变态社会“大拒绝”。他们的批判纲要是：第一，当代西方社会是病态的丰裕社会，虽然经济一片繁荣，物质富足，人们摆脱了生活资料匮乏的“基本压抑”，却陷入了“额外压抑”，即人们已经被物质商业社会的价值定向牢牢控制了，人的内心世界严重萎缩，陷入对物质需求的疯狂追求和依赖，“结果便是，生命的贬值和幸福的感觉并行不悖，物质财富的膨胀和内心世界的萎缩携手共进。谓之‘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注：顾肃、张凤阳：《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68、492页。） 第二，西方社会被一种新型极权统治着。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凭借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通过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物质消费需要的途径，消弭了人民因为贫困而对社会的不满和离心力，转而高度认同资本主义文化，告别批判和反思，成为没有否定意识的“单向度的人”。第三，科学技术被作为意识形态，实现对社会公众进行思想统治的政治谋划。现代科学技术以表面的价值中立和工具化逻辑，将公众的社会意识和思维整合到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体系中，使科学技术在实质上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掩盖政治真相的意识形态。第四，“文化工业”主导的大众文化，操纵和奴役着公众心理。艺术是自由最后的避难所，是“人类对现实彼岸的‘另一个’社会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注：（美）杰伊（Jay,M.）著：《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但是商业化的现代文化工业，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扭曲并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股主要批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巨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走向对资本主义文明全面的文化批判。在这场大批判中，他们的焦点不是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已经形成的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异化的非人的现实。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核心，是人本主义的伦理或道德批判，他们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试图祛除这个病态社会因为对人的摧残和毁灭产生的文化的道德罪感。它在西方文明的高楼顶端，牢牢地树起了一面人文关怀的伦理大旗，标识这个时代的文化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