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注：犹太(Judaea)源于犹大(Judah)。犹大是雅各12子之一，“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支派与便雅悯支派、利末支派完全融合，成为今天犹太人的祖先。目前，犹太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指生活在以色列的主体民族和目前仍然散居在世界各地、信奉犹太教或有犹太血统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犹太人(Jew)。）意指什么？犹太人之外的不同理解暂且不论，即便是犹太人内部，在不同时期也给出了完全相异的界定。在游牧时代，犹太人还只是指称一个家族(即犹太支派)；在摩西时代，犹太人则指“上帝的选民”，他们以信守惟一的主为前提，与上帝结成了盟约；在流散时代，犹太人则指宗教共同体，靠相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而联结起来的族群；在建国时代，犹太人又汇集成了民族，为恢复家园、重返故土而抗争。虽然犹太思想并不等于犹太教思想，但又不能不指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犹太教对犹太人的思想、文化和日常行为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犹太伦理思想中，世俗性与宗教性相互交融，难分彼此。“他者”是犹太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 何谓“他者”？ 他者，一般可以理解为他人，在犹太思想中，“他者”首先指称上帝。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它超于万物之上，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一切善皆因尊重他、执行他的意志而生；一切恶皆因亵渎他、违背他的旨意而起。万物最终还要回归到上帝，接受上帝的裁决。“他者”的第二个层次是同胞，具有相同民族、相同信仰的人们，对犹太人来说，则指犹太同胞。有许多犹太思想家不无忧患地指出：只要有一个同胞处于困境和不幸中，就还不能说犹太人找到了幸福，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开国元勋本·古里安认为，在以色列之外，不管一个犹太人个人的境遇如何好，他仍然是个“流亡者”，回到以色列，首先是所有犹太人的责任，其次才是他们的自由。犹太人之间的连带感不仅体现在强烈的民族意识上，而且构成了文化认同的标志，时时唤起犹太人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整体的目标和公共利益。“他者”的第三个层次是国人，特别是亡国后，犹太人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同当地文化与民族的融合、对所在国的忠诚已成为非常迫切而现实的要求。 以上是从外延方面考察了“他者”，从内涵上看，他者的本质在于将自身客体化，成为他人(特别是上述三类对象)的人质，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以自己的内心虔诚和实际努力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在完善他人的同时成就自身。“做他人的人质”体现了一种精神责任，与他人一道共受苦难、同担罪责。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自身，就是要求自身率先做出主动行为，不是苛求、责备他者，相反，以自身的不断自律和检点赢得他者的认同与接纳。自身在他者面前是有欠缺和不充足的，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反省、自律。“他者”并非是高高在上的权势者或债权人，因此，我与“他者”的关系就不是物质性或功利性的关系，而是一种道义关系。 “他者”的存在只是条件，即犹太文化为犹太人设立的行为域限，借此要求犹太人意识到自身责任，任劳任怨，无悔地约束、克制自己。对待“他者”，不仅要敬畏、服从，更重要的是亲近。所谓亲近，它强调在认知的理性层面和情感的经验层面都达到全身心投入，缩小自我与他者之距，实现与他者的同一。总之，亲近是一种主观努力，通过克己制欲、委曲求全，取悦他者。因此，关键不在于他者是谁，他者有什么要求，更不必追问这些要求是否合理公道，关键是内省自律，不断地反躬自身，将内心坦诚展示给他者。 在苦难的历史长河中，犹太民族百折不挠，九死一生，逐渐凝聚出对他者的期待，在这样的他者观中，一方面包含了无助、无望的消极等待和自责、自弃乃至自虐的倾向，反映了弱者的叹息和求告无门后仍残存的一线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夹杂了自立、自为的现实精神，通过设定他者，强化民族认同和个人自律。 “他者”在场的伦理规范体系 “伦理”(ethics)起源于习俗(ethǒs)，指长久地盛行于某一民族或地区的共同惯例，作为社会调控手段，它与宗教、法律一道为特定民族或地区的人们提供行为的指导。因此，抽象地说，伦理观念是人所共同的，一方面它是人所独有的，体现了人的意志和理性，为任何动物所不具备，反映了人之为人的种属特征；另一方面，伦理所追求的善常常与真、美相联，构成人类理想蓝图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具体地看，伦理行为、伦理规范却是因人而异，不同民族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影响到他们对伦理的不同理解，使伦理具有了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烙印。 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他们总是作为少数族群在各种异民族的包围中生活，“他者”就一直如影随形，先是迁徙两河流域和迦南，后是客居埃及歌栅，后返回已被异民族所盘踞的迦南，不久被掳为“巴比伦之囚”，最后流散世界各地，直接的、可感触的他者是周围的异乡人或异教徒，间接的、难以企及的他者是弥赛亚世界和上帝的应许之地，在他者的注视下，犹太人生发了独特的伦理意识，提出了独具匠心的伦理规范要求。 实现公义、公正是重要的道德指令，这一要求在犹太社会首先体现为“他者”在场的客观精神。从世俗意识上说，公义体现为“相同者相同对待，不同者不同对待”，“如果一个人冒犯另一个人，上帝是不干预的。必须由世俗的法庭在二人之间主持公道！甚至需要比触犯者与被触犯者之间的和解更重要的——即需要公正和裁判。”（注：[法国]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著；关宝艳译：《塔木德四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页。）但从神圣意义上说，公义定要实现善恶相应，给善者以幸福和长寿，给恶者以不幸和早夭。即便在现世，善者遭殃、恶人得福，也应在来世使他们各归其位，得到长久而公正的对待。西方古代先哲早已注意到公正秩序对国家的意义，故而在他们的伦理思想中反复论证了这一主题。然而，他们看待公正问题的角度只是现世的、应付性的，仍然解决不了长久公正如何实现的难题。其实，人们所能面对的只是一时一事的公正，对公正本身的独立存在，人无能为力，因此，需要人类之外、人力之上的万能上帝。正因为相信公义最终会实现、坚信上帝的公正性，传统的犹太人保持了对现实苦难生活的极度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