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设定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相应的便有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的分离，以及真与诚的分离。现代思想家也认为真(true)不同于诚(honest)，真被认为是命题或命题体系的属性，只有命题才有真假之分，而诚是人的德性。现代哲学用分析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也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其中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以及真与诚的分离，便使人们误以为，人类只需在征服自然时遵循自然规律，人类的道德实践与自然规律无关，只要不伤害人，你怎么行动都行，但你若想取得征服自然的成功，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存在什么道德上的“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在现代思想的指引下，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终于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各民族国家毫无节制地争强斗富，军备竞赛无法控制，于是人类走不出核战争的阴影。现代哲学是有严重错误的，为克服现代哲学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真与诚的分离，发掘儒家之“诚”的深刻涵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在儒家学说中，“诚”并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诚”也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中庸》有言：“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又言：“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验于外)。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张子云：“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王夫之诠释道：“不妄者，气之清通，天之诚也”[1] (P5)张子又云：“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诚，故信；无私，故威。”王夫之解释道：“气无妄动，理之诚也，无妄，信也”[2] (P51-52)。 据王国维看，古代儒家最初没有什么哲学[3]，“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无一语及于哲学”。“独《中庸》一书......为诸儒哲学之根柢。”《中庸》为子思所作，孔子不言哲学，子思为什么要谈哲学呢？王国维认为，“《中庸》之作，子思所不得已也。”在子思的时代，除孔子学说之外，谈道德政治的还有老子和墨子的学说。王国维认为，“夫老氏道德政治之原理，可以二语蔽之曰：‘虚’与‘静’是已。今执老子而问以人何以当虚当静，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此虚且静者，老子谓之曰‘道’，……由是其道德政治之说，不为无据矣。墨子道德政治上之原理，可以二语蔽之：曰‘爱’也，‘利’也。今试执墨子而问以人何以当爱当利，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又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则其道德政治之说，不为无据矣。”老子说虚静，诉诸天之本体，墨子说爱利，诉诸天之意志，都是为其道德政治学说寻求哲学依据。孔子的道德政治学说似可简括为仁义。“今试问孔子以人何以当仁当义，孔子固将由人事上解释之。若求其解释于人事之外，岂独由孔子之立脚地所不能哉，抑亦其所不欲也。若子思则生老子、墨子后，比较他家之说，而惧乃祖之教之无根据也，遂进而哲学以固孔子道德政治之说。今使问子思以人何以当诚其身，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可见，《中庸》“视诚为宇宙人生之根本”，“周子之言‘太极’，张子之言‘太虚’，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视为宇宙人生之根本，与《中庸》之言‘诚’无异”[4] (P124-126)。可见，在中国儒家思想中，“诚”也是个本体论范畴，诚不仅是人之德，也是天地之德。 但中国儒学认为人可以同天，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5]，即“与天地并立为三也”[6] (P40)。此一见解与西方基督教思想殊异。基督教认为，人是有限的，甚至是“可怜的罪犯”，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原罪)的。在基督教的思想框架中，上帝是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人不能仅凭自身而获救，人必须虔诚地信仰上帝，然后才可能获救。上帝是绝对超越于人之上的，是万物的创造者(Creator)。在儒家的思想中，没有终极实在的地位。“道”或“天命”似乎是终极实在，但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 朱熹诠释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8] (P182)。所以，在儒家看来，并没有什么绝对超越于人之上的终极实在。正因为如此，儒家并不特别强调人应该敬畏什么[9]，而基督教特别强调人必须敬畏上帝。 儒家并没有在概念上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不重视人的主体性。说“人能弘道”实乃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实际上，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主体性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关于终极实在的思想是值得继承的，只是不必把终极实在理解为人格神。终极实在就是大自然[10]。人能通过倾听自然的言说而得到一点局部真理，但永远不可能把握绝对真理，即大自然的全部奥秘，只有作为绝对主体的大自然才掌握着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是人类的信仰对象，而不是人类的认知对象。儒家无法体认终极实在的存在，这是儒家的弱点。但儒家讲“人能弘道”总是强调道德方面多，强调认知方面少，即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和实际追求中，善始终优先于真，“格物致知”是为了“正心诚意”，为了“修身”，为了“明明德”[11]。现代性则不然，它在宣称“上帝死了”之后，却把人类凸显为上帝，现代人认识自然是为了指挥自然(培根)。现代性的一个愚蠢错误是把自然的全部奥秘当作人类的认知对象，现代人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自然之未知领域会日趋萎缩，从而，人类越来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但实际上自然永远隐匿着无穷奥秘[12]。 二 现代性把知识探究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即真优先于善(以及美)，正因为如此，真理论(theory of truth)是现代哲学最重要的部分。语言哲学曾被认为是关于语言意义的哲学，但研究语言的意义离不开真理论。 可把现代真理论分为三种：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 符合论认为，真理就是与独立于观念的实在相符合的观念或观念体系。所以，真(true)是命题或命题集合的属性，而不是实在或实体的属性。符合论源远流长。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代表着真理符合论的最精致的表述，维氏试图通过明确原子命题与原子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去反映事件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后来放弃了符合论立场，这似乎意味着符合论的最终失败(普特南就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符合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类毕竟面对着外部世界，而不能封闭于自己的观念世界，人不能认为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只取决于自己的想法，人的思想对不对确实依赖于它与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的对应关系。但符合论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思维中产生的观念或符号何以能与非观念的实在相符合？如论者所说，不同的符合论版本都面临着说明符合关系之本质的严重困难，这包括并不存在观念与实在之间的结构相似性[13] (P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