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凸显为一个核心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也面临着新的主题。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唤起了战后人们从理论上说明国家的兴趣。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取得明显成功的反应。而6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突破了单纯的阶级分析，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最抽象的方法论问题到比较具体的历史问题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并产生了结构论与工具论、经济决定论与国家自主性的激烈争论，长期以来被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忽视了的“法律或司法—政治意识形态”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视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资本、阶级、权力、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持续而广泛的争论，并由此而形成了以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或阿尔都塞主义国家理论，以密里本德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以伊恩·高夫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以布洛克为代表的基础主义国家理论，以阿芬那昔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以赫施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国家理论，以奥菲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理论，以斯科波尔为代表的国家自主论或制度主义国家理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国家理论等。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历史命运，促使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杰索普试图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和思想资源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理论。杰索普汲取了70年代以来各种国家理论及其方法基础，于198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书，该书可看作为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复兴的第一次浪潮的集大成。 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书中，杰索普系统考察了战后国家理论复兴以来的三个主要派别，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与功能的起源学派”、“新葛兰西主义”，以及它们分别对应的“归类主义”、“还原主义”、“接合方法”（method of articulation）的研究路径。通过比较，杰索普肯定接合方法“对所有还原主义和归类主义形式的拒绝，它替代性地强调各种因果链条之间偶然的必然接合，从而产生出‘真实—具体’的国家分析，这转而导向重新系统地制定马克思主义分析中一些解释原则”。同时，他认为接合方法仍然是不够的，“需要一种制度方法来分析国家机器，需要一种态势（conjunction ）的关系方法来分析国家权力……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其它理论关注”。（Jessop,1982,p.259。下引Jessop文献略人名）在随后的《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一书中，杰索普全面回顾了普兰查斯的所有理论著作，高度评价普兰查斯提出的“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认为该观点明确“拒斥把国家视为一个简单的中立工具，同时也拒绝把国家视为一个主体……这种关系方法成为跨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鸿沟的桥梁”（1985,chapter12）。 对杰索普而言，这个跨越的完成就是《国家理论》中“策略关系方法”的确立。 一、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 杰索普认为，对国家理论进行有效的梳理，可以从广义上的资本理论方法与阶级理论方法的分析中开始，并且认为大部分的方法分类几乎都是资本与阶级分类的变体形式。 阶级理论方法由《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所激发。国家被认为在塑造阶级力量或维系阶级力量平衡时行使了一种必需的或偶然的作用，因而一些阶级及其利益能得到支持，而其他的则不能得到支持。这里的重点是放在国家形式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活动上。国家塑造阶级力量平衡时的作用普遍地被看作为支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方法最终没有避免落入“经济还原论”。20世纪70年代后的阶级分析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阶级在国家中的“构成性缺席”，然而却又把一个必然的阶级属性指派给政党或国家机器。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理论又最终走向了“阶级还原论”。国家自主性概念的提出体现了阶级分析国家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因其徘徊于“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之间，损害了其理论的建设性意义。 资本理论方法由《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激发。它的理论重心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理论家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本积累的政治支持体，国家形式与生产关系的当前发展阶段相一致，并且它的功能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当前需要相一致。资本理论方法试图从对被认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功能，再从国家必须执行的功能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形式。尽管这种研究在吸收阶级理论分析的成果的基础上，从个体资本或其他阶级力量方面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也强调“国家形式使国家功能发挥出现问题”，但它认为国家形式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使国家屈从于总资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还是保留了“经济还原论”。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战后欧洲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它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得出了极端工具主义的结论，即“资本与国家融入一个单一的机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可避免地倒退到“经济决定论”。 乍一看来，这两种方法似乎穷尽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分析，但问题是“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没有被系统地结合于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之内，资本的抽象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很少被联系起来考虑。鉴此，杰索普认为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之间的二分法是误导人的。资本逻辑的国家理论总是习以为常地假定国家对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支持性。“即便当国家形式被视为使资本积累或政治合法性成问题的因素时，它仍然经常假定任何特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只存在一个资本逻辑。这反而暗示只存在经济系统的强制，并忽略了不同阶级力量所能获得的控制空间。”(1990，p.253) 对阶级理论的分析来说，国家的形式和功能简单地反映了阶级斗争中力量平衡的变化。“但是他们的阶级斗争分析经常是不充分和机械的。阶级理论分析将常常把阶级联合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他们聚焦于特殊斗争而没有考虑到它们也许会影响社会秩序的整个再生产。”(同上，p.254) 上述两种方法面临着的理论困境是：要么我们强调具有铁的运行规律的资本逻辑，要么我们集中于阶级斗争的过分具体的形式，却无法解释这些斗争如何适应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很少有人努力试图发展这些方法间的丰富而具体的结合，这种失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