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从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威廉斯、多布、密利本德、霍加特、霍尔到伊格尔顿、安德森、哈维、柯亨，这些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其杰出的理论实践贡献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著作，在彻底改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的同时，使英国一跃成为可以和德法抗衡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更加重要的是，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分别耕耘在历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哲学等各不相同的理论领域内，但他们的著作却都表现出了一种与以往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显著区别的、特征鲜明的英国风格，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或模式①。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20世纪30至40年代是它的兴起阶段②。在这一阶段里，英国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开始自觉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尝试着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去分析、解决英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还比较粗糙，甚至机械，但它们却都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实践、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结合起来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作为一种研究模式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成指明了方向。20世纪50至60年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确立阶段。由于历史原因，在第一阶段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都是英国共产党员。因此，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乃至对立，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努力与前苏联的政治路线和理论路线保持一致。然而，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因为不满领导层对苏共的唯命是从，英国共产党爆发大规模退党风潮，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党员选择退党。这在导致英国“新左派”形成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探索、建构具有英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批具有明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质的理论著作率先在文学批评、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陆续出现，其中就包括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这两部被公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象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在反思与内部对话中最终定型的阶段。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确立之初，它即遭到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青年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批评和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模式缺乏国际主义视野，具有一种需要批判的英国民族主义倾向。但由于1968年革命风暴的爆发，两代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被暂时搁置了。而在1968年革命终结之后，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地被重新提了出来。尖锐的、甚至是情绪化的争论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自身新模式的特征、意义和价值的反思，从而使得模式本身最终得到修正和定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获得世界性传播的一个阶段。1968年革命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在逻辑上走向终结[1]，它对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支配性影响也就此终结， 而其留下的巨大的理论权力真空则为各种新模式的崛起提供了机遇。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舞台，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世界性传播和影响的。 从本质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个成功典范。它的形成及其成功都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③。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代表性和丰富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作为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种自我批判创造出了最基本的立场、方法和原理。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怎样的发展，演化为何种模式，归根结底是由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一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典型性。正是通过对这一典型形态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才创作出《资本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走向成熟并获得世界性影响。虽然是理论上的“后来人”，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却具有无比丰富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在帮助他们迅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更是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模式的诞生。反过来，当他们运用新的模式去研究、总结、陈述自身典型而丰富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时候，其成果自然具有了一种典范性，并因此上升为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参照系，从而具有了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意义。其次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期待。一方面，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让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另一方面，英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长期成功发展以及斯大林主义专制政治的曝光更让他们坚信，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人道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这种政治期待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心声。第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在理论上受到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叙述的是一个“英国故事”，所以，他们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很快就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准确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实质，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第四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的自觉继承。源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源于威廉·莫里斯的伦理激进主义以及源于费边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为珍视的三大民族理论传统。他们自觉继承和吸收了上述民族理论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光大，既加速了模式的形成，又为模式赋予了更鲜明的民族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