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独有的理论话题和思想锋芒，自被译介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特别青睐。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研究，在新时期明显地起到了一种理论反思的助推器作用。从“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建构到“主体性问题”的理论突进，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学术争鸣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无不投射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历经二十余年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积累了十分丰硕的思想理论成果，同时也凸现了不少制约深化研究的路径问题。我们以往的研究多是囫囵吞枣式地转述和评说，还无法真正做到细嚼慢咽式地分析和解读，因此研究的方法以及内容往往是大而化之和立足表面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显然还缺少进一步深究。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足和缺失，本文试图就深化理论研究的路径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的观点。 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丰富的概念解释的历史。“回到马克思”，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理论惯例。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催生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建构的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遵循的不是线性的思想逻辑而是类似交响乐作品一样的理论“织体”，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学科理论，而是跨越了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的和实践性的社会历史学说。如果我们用一种狭隘的甚至是封闭的专业学科眼光去解读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就很难找到这一学说的“问题框架”。 卢卡奇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另类解读，为我们开出了一条离经叛道式的理论发展路径。他们挑战的是那种定于一尊的领袖人物式的或执政党式的文本解读模式。相比他们的经典文本解读，我们已有的解读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表浅的和狭窄的。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的层次角度上的不同，当我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相遇的时候，如何判断这些理论观点的是是非非，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往往他们说的是“西”而我们想的是“东”。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不可谓不重视不下力气，但是真正有创见的成果并不多。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彻底突破《联共（布）党史》所圈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完全用教科书式的理论思维去解读经典文本，只是对已有的定论进行论证，或者是作些细枝末节的考证。再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白纸黑字式的阅读逻辑，总以为书面的文字就可以说明思想家的全部问题。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缺乏穿透文字句法的眼光，缺乏捕捉“总问题”的功夫。 反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别有一番理论的洞天。卢卡奇之前，几乎没有人探讨过“总体性”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范畴，当然更没有人把这个范畴当作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成功地把它变成一门崭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实质”[1](P27)。由于马克思生前没有明确论述过“总体性”范畴，再加上第二国际时期盛行的经济唯物主义及其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这个范畴对于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和怪异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问世，即刻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片哗然。卢卡奇关于“总体性”辩证法的全新论述，不仅打破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固有划分，更重要的是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卢卡奇通过一种别样的文本解读，试图用总体性范畴来唤起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最终确立一种人本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模型。 思想家往往都有一个不断调整自己思想的心路历程。马克思也不例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显然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是不是存在着“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不同思想阶段呢？两个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又该如何解释呢？阿尔都塞采纳“症候阅读法”，从字里行间去探寻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得出了马克思有过“认识论上的断裂”这一基本的理论判断[ 2](P11)。翻开《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等论著，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耕细作式的文本解读，而且有一种理论的想象力作用。事实上，理论的研究只有逐字逐句的研读功夫是不够的，恐怕还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理论想象力，因为作者本人不会把他的理论思路直接告白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去发挥想象力，将他的问题思路串联起来。 如果我们还是习惯于教科书式的理论解读的话，我们就无法进入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逻辑之中。我们之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观点深入不够，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认识、挖掘还不够深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需要我们站在一个应有的理论高度，至少是站在一个应有的理论平台上。这个高度和平台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就是我们抛开原有的教科书体系之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眼光，就是我们愈加开放的思想认知境界。 二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大多是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评析，少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直接论述，这样就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想阐释空间。正如阿尔都塞强调的那样，思想家一般不会去思考他的“理论框架”本身，而往往是在他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去思考具体的问题，“一般而言，问题结构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躲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发挥作用。只有不顾思想的否认和抵抗，才能够从思想深处将问题结构挖掘出来”[2](P34)。在我们已有的原理教科书逻辑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性质似乎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正是这种观念妨碍了我们去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问题，封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发展的空间。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有如此多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呢？为了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品格，几乎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十分注重探讨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副标题，其实这个副标题也可以用“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来代替。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最令人信服之处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同时是哲学又是历史哲学，就这个基本观点而言，它绝没有被马克思扔掉。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点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1](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