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哲学家们围绕着人自身的“对象、现实、感性”进行过长期不懈的思考，留下过难以计数的有关人的自我认识的“自画像”。然而遗憾的是，他们要么对人只作纯客体性的抽象直观，将人等同于纯粹的对象物，要么对人只作纯主体性的抽象直观，将人等同于人的思想、意识或理性；那些不断更换的人的“自画像”中没有一张真正像人。 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人学理论诞生之前，如果从有关人的思索与认识的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上看，西方人学理论发展史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提问方式上看，它经历了从“这物是什么”到“人是什么”两个阶段；从回答方式上看，它经历了从“这物是人”到“人是某物”两个阶段。 人对自身认识的第一阶段，最早可追溯至西方文明史的源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证例要属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解读这个斯芬克斯之谜的神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依稀可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萌生，它标志着人的认识指向自我的启始。但在斯芬克斯之谜的神话中，它所表达的人对自身的意识还只具有不自觉的、萌芽的性质。因为从提问的方式上看，所问的是“这物是什么”或“这是何物”；从回答的方式上看，所回答的是“这物是人”。语言是实践的，一定的语言方式表达着人类一定的实践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水平。我们姑且不论人是否只是一种生物学的存在，人的特征及其变化是否仅仅表现在他的行走方式及其行走方式的改变上。仅从斯芬克斯之谜的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上看，它离人将自己视作一个独立的特殊对象，离自我意识的生成还相当遥远。因为无论在提问方式中还是在回答方式与答案中，构成语句的主词始终是物不是人，人只不过是作为宾语处在句子中。这极其明显地向我们表示，在人类文明的初始时代，人远没有将自己从外部对象物中分离与提升出来；它仍然将自己视作物，充其量只具有特征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中，人作为人存在还只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 在西方人学理论发展史上，自古希腊哲学诞生开始，尤其是自苏格拉底哲学以降，人开始了认识自我的第二阶段，即逐渐地从对象意识转向了具有自觉性质的自我意识阶段。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人们在探讨与思索自身的问题时，无论是提问方式还是回答方式与答案，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提问方式看，它从“这物是什么”或“这是何物”转变成“人是什么”；从回答方式与答案上看，它从“这物是人”转变成“人是某物”。人与物的主宾关系发生了全新的改变：人是主词，物是宾语。这种话语方式的改变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种话语的游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话语主题的转化，它标志着人类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认。诚然，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人学理论，自然哲学的视点还主要聚焦在自然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解读上。然而，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不仅贯彻着哲学家们对人自身命运的深切眷注，因为对自然界始基与逻各斯的寻求本质上意在为人的生存寻求一种安身立命的支撑，而且在哲学家们对自然界的本质论的探求与诠释中，也直接或间接地牵涉着人对自身认识的悄然革命。当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将世界的始基归结为某一具体物质形态或某种存在现象时，在逻辑上也就暗含了对人是从某物或某现象演化而来的自然肯定。而自从苏格拉底将德尔斐神庙墙上铭刻的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作为哲学主题加以凸显以后，人对自身认识的革命便日渐显明。人是什么？柏拉图说：“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本·富兰克林说：“人是能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则从机械论的观点将人界定为“人是机器”。费尔巴哈认为：“人是那个自然界在其中化有人格、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总之，从古希腊哲学诞生之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思想家们对人这个“对象、现实、感性”的思考，基本上都遵循着“人是什么”与“人是某物”的思维模式运行的。不可否认，这种思维模式相对于“这物是什么”与“这物是人”的思维模式而言，有着明显的优越性，是人的思维发展阶梯上的重要升华。如前所述，它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生成，人与外在对象世界的分离与对置，以及人作为人存在的独立主体地位的自我确立。然而，这种思维模式的缺陷也是极明显的：它局限于对人的某些特性作抽象直观的把握，试图从人与动物或人与他物的对比中去寻求一种有关人是什么的肯定性答案；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所给出的有关人的界说与有关人的各种各样的“自画像”，不可能像人。不仅如此，这种思维模式还会使人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新说层出不穷却又被迅速否定与超越的困境。其深刻的原因在于：人并不是一种一经诞生便固定不变的定在与恒在的存在物，相反，人是一种能自我塑造、自我超越、处在不断生成与进化的存在物；随着进化程度的提高，它会衍生出一些新的特点，呈现出一些新的形象。固守着“人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与“人是某物”的回答方式，无法在逻辑上获得自足性的支撑。只要对问题的回答不具有自足性，有关人是什么的追问就会无限地进行下去。这是一种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唯有改变思维模式。 二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人苦苦思索却不得要领、未获正果，其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抽象直观的思维方式：他们对人自身这个“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也同对人之外的“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一样，要么诉诸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直观，要么诉诸一种纯主体性的抽象直观，而不懂得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维度去进行理解。这种抽象直观的思维方式虽然也能抓住人的某些外部特征或派生特征，但在总体上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他们所犯的错误颇类似于盲人摸象式的错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诞生则不仅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握人的外部“对象、现实、感性”的正确道路，而且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握人自身的“对象、现实、感性”的正确道路。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视野里，人所面对的“对象、现实、感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是一种属人的世界或人化的世界，故理所当然地应从人的实践活动的方面去理解。同样，人也不能仅仅视为大自然的天然造化的结果。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许打有较为明显的自然造化的印迹，但人作为人的存在，则是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人是在自己生命活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生成的。正如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曾指出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人的劳动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也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因此， 当人将自己作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来认识时，也应该从劳动、实践上去进行理解。 诚然，“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而且随着人的历史的延续与进化程度的提高，我们能够说出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也将愈来愈多，以至趋向于无限，然而，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里，真正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其各自的生命活动的性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即是劳动。因此，“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