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书写很多，对于马克思的书写更多。立足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研究成果，依据对语言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对批判的不同理解和操作，可以归纳出三种书写马克思的方式：政治性书写、教程性书写和修辞性书写。 政治性书写 泛泛而谈，一切书写都是政治性书写。不过，这里主要讨论马克思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毛泽东等对马克思的书写。领袖人物的政治性书写，首先体现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所做的抉择。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能量，正是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政治性书写。在观看革命历史影片时，我们每每为领袖伟岸的身躯和强有力的召唤而感动。摆动的手势乃至躯体是至关重要的，肢体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姿态本身就是一种书写。按照语言哲学的说法，它属于一种“行动的语言”。 十月革命前，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许多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同西欧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俄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领袖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查苏利奇等俄国很多社会主义者，也都坚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俄国农民还没有应有的觉悟，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时过早，俄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是西方革命成功，对俄国进行先进生产力的补充，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普列汉诺夫听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极力反对把俄国的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俄国无产阶级也没有成长和成熟为一个能够掌握政权的阶级。①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使得西欧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产生了怀疑。葛兰西发表了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文章，提出“十月革命”表明“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的明确行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像的和已经被想像的那样僵硬”②。不过，葛兰西同时认为，十月革命虽然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具体结论，但却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相反，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绝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主张“历史的主要因素不是粗糙的经济因素而是人，社会的人，相互作用的人”。葛兰西的这种认识，显然属于“书生意气”，没有认识到列宁作为伟大的理论家、实践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 对列宁来说，在新的形势下，旧的统合方式已经不再有效，他被迫去重新“发明”马克思。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③ “列宁主义的立场是要实现骤变，置身于形势的矛盾之中，抓住机会，即使形势‘不成熟’，也要加以干涉，其赌注是：正是这‘过早的’干涉会根本改变各种力量的‘客观’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初的形势是‘不成熟’的——那会破坏有关情况告诉我们的形势‘不成熟的’那个标准。”④ 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⑤ 借用齐泽克的论述，列宁的伟大在于，他对马克思的“重复”，就是去区别马克思已做的和他所打开的可能性，去发现那个“在马克思之中又超越马克思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重复马克思不是去重复马克思所做的，而是去重复马克思所没有能做的。 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列宁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论辩家。他发表过无数次精妙绝伦的演讲与论辩，以深邃精湛的思想、严密锐利的逻辑、生动形象的比喻、丰富贴切的语汇等语言技巧，充分地展示了天才般的论辩魅力。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设问、反问、排比句式，表现了其论辩语言启发诱导、气势如虹的特点，拟人、夸张、委婉、反复，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章第四节“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中，列宁这样形象地描绘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维利这三位经验批判主义代表：“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三位经验批判主义的算命先生，他们正满头大汗地竭力把自己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把唯我论的一些漏洞弥补起来。”如此辛辣入骨的笔法，着实令对手无言以对。 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思想阵营大论争的情况下，列宁善于运用对照手法来陈述利弊，决定取舍。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二节“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一文中，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标准与马赫的实践标准对照如下，“马克思……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乃是经院哲学。”“恩格斯反驳不可知论者时说：‘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而马赫却认为：“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象梦一样的错觉……但是，就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一个事实，它同任何其他事实比较起来并不逊色。”两相对照，马赫思想的真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堪与列宁媲美。在毛泽东身上，农民的质朴率真、学者的渊博儒雅、政治家的胸襟胆识、诗人的激情浪漫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其个性突出的语言特征。毛泽东并没有学过语言哲学，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⑥ 他善于运用语言艺术，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中国古典文学典故和民间故事，阐明马列主义的思想核心，由此给予了马列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中国的风格和气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把马列主义变成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在大量论著里展示具体的语言理想和要求，而且决心改造语言，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就发起了整顿文风的“反对党八股”运动，呼吁全党改进文风与语言，将文以载道的优良文化传统继承下去。在毛泽东看来，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 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