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哲学”的第一层意义自然是对“哲学”的超越，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的终结”。走向终结的“哲学”，海德格尔明言是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形而上学，它构成欧洲自柏拉图以降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历史。而从问题结构上看，形而上学可区分为“存在学（本体论）”的“本质—先验追问”与“神学”的“实存—超验追问”两个基本路向。③因此，所谓“后哲学”或“后形而上学”，即是“后存在学”和“后神学”的二元结合体。 在这个二元结合体中，“后神学”要素早已为尼采所揭示。我们通过尼采“上帝之死”的判词熟悉了这位被海德格尔称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的反（非）神学立场。不过，以“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标榜自己的尼采同样也是反存在学意义上的哲学的。以尼采的讲法，“虚无主义者”具有双重的否定立场：“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④ 这种双重否定一方面指向由存在学（本体论）构造的“存在（本质）世界”，另一方面则指向由神学构造的“应当（理想）世界”。海德格尔后来所开展的形而上学批判工作繁复而细密，但其宏旨要义不出乎尼采的这种“双重否定”。 尼采之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哲学界出现了一个“存在学”（Ontologia）研究的高峰期，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世纪大哲均作出了重建存在学的思想努力，甚或干脆把自己的哲学标识为“存在学”；更有哈特曼和茵伽登两位体系哲学家，分别端出了皇皇三大卷的“存在学三部曲”。欧洲哲学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哲学家集中来讨论“存在学”这门难缠难解的学问。而令人深思的问题是：这场主要由现象学发动起来的存在学重建运动，其思想动机为何？意义何在？为何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而又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落潮？ 在我看来，这场存在学重建运动是与尼采的虚无主义命题相关联的，本身起于这样一个动因，即：人们试图在后基督教神学时代里寻求世界观—价值观的有效替代物，尽管在义理上，致力于存在学重建的哲学家们多半并不强调、甚至并不承认自己的工作具有伦理实践的指向和意义，而是或者提出了前伦理的哲思要求，或者提出了前理论的本源性奠基要求。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一些目光深远的高超思想家已经对自己的存在学重建工作的困难有所觉悟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现实更加促发了他们的思想转变。 可以认为，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存在学重建努力，只不过是以柏拉图主义为本质的西方存在学哲学传统的一次“回光返照”，虽然猛烈，虽然令人激动，但终究回天无力，最后多半落下“未完成”的遗憾。 一个“后哲学”时代到来了。作为“后存在学—后神学”的“后哲学”意味着：“哲学”——以“存在学”和“神学”为核心的欧洲—西方的Philosophia ——已经不能有效地组织和表达思想了，或者说，“哲学”业已丧失了指向可能性的反应和作用力量。海德格尔认为此即尼采的虚无主义命题的真义所在。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⑤“上帝死了”这个判词针对的是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整体，虽然它首先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⑥ 海德格尔本人就经历了从“哲学”向“后哲学”的转变。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前期存在学试验中（主要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试图重振哲学，把“存在学”建立在“实存论”的基础之上；虽然海德格尔作了不少词语改造方面的努力，但他使用的基本词语仍然是传统哲学的。这表明，前期海德格尔依然相信，“哲学”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是有力量的，至少可以通过改造恢复其思想力量和原初命名力。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则完全放弃了这种企图，转而开始尝试他所谓的“思想”（Denken）和“道说”（Sagen）——一种“后哲学”或“非哲学”的“思”和“言”。 我们说“后哲学”标志着哲学方式的“失效”，但这只是“后哲学”的一个方面，而且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仿佛哲学已经离我们远去，已经不再影响和触及当下现实和此在生命了。实际上，哲学的“失效”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谓“哲学的终结”并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件（Ereignis）。海德格尔说“终结”就是“完成”，就是“聚集到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⑦ 我们也可以说，“失效”即把它的效力发挥到极致。哲学的“失效”的另一面却是哲学的极端效应。即是说，“后哲学”同样也意味着：“哲学”的全面胜利。“哲学”全面而彻底地得到了展开和实现，其可能性通过科学—技术—商业的轨道消耗殆尽了。“哲学”的全面胜利也表现在：“哲学”的这种展开和实现不再是地域性的，即欧洲的，而是全球—世界性的了。“哲学”完成了，世界全面技术化了，我们面临着“后哲学”的问题。 在“后哲学”的语境里，如果采纳海德格尔的建议，我们最好不再使用“哲学”这个欧洲—西方的专名，而是用“思想”来标识全球—技术时代多元文化沟通中生成的、可能的非哲学的思想努力。海德格尔这个建议用心良苦，本不是对字面的玩弄和固执。所谓“后哲学”的“思想”至少可以表明一种姿态，一种指向未来、指向多元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姿态。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