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文明时代，对哲学研究问题的反思和重新定位，都是一个不需要提供合法性证明的正当要求。雅斯贝斯曾说过，“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①，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接着说：哲学是自由的思想之路。同其他具体学科相比，哲学的对象域和定位似乎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每一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澄明和显现，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问题域和不变的定位。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封闭的理论体系或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和套用的公式及原理，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 一、哲学研究问题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曾提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的名言，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② 每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每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尤其是重大的社会转型期，都是这样的时代。在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哲学研究的进展和哲学问题域的改变一般体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体现为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确立；二是体现为哲学范式的自觉转变。 我们在粗略的意义上使用“哲学问题”和“问题哲学”两个概念，来分别表达社会转型期哲学研究的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指涉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后者指涉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前者的问题是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后者的问题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具体说来，当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不能捕捉新的哲学问题，不能确立新的哲学主题，它无疑会落伍；当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依旧用不变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把握新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主题，它就成了一种“问题哲学”，其自身必须成为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在这种历史时刻，前者呼唤哲学的批判意识，要求哲学环绕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的重大的问题重新确定自己的问题域；后者呼唤哲学的自我批判意识，要求哲学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研究范式。 现在，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在目前的社会变革时代，哲学新问题和新主题的确立与哲学范式的转换，何者更为重要，更为关键？ 最简单的回答是：二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然而，我认为，二者的重要程度或侧重点还是可以找出区分点和区分度的，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中，更是如此。具体说来，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哲学研究而言，新问题和新主题的捕捉和确立是基础，而哲学范式的自觉与转换是焦点和关键。 理由是这样的：在一种重大的社会历史转折时期，在一种新的文明正在生成的时期，找不到人类所面临和遭遇的新问题和新主题的哲学无疑会成为一种落伍的“独白”，但是，固守原有哲学范式的哲学即使找到了哲学研究的新问题和新主题，也还是会落入汤因比所说的“旧瓶装新酒”的哲学衰落状态，它表明哲学内在创造力和“自决能力”的衰竭。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哲学研究往往给人一种已经很“创新的”外观，所以，其隐蔽的危害性就更为严重了。目前国内一些年轻哲学家在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处境时曾提出一个争论，即我们的哲学研究是“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的问题③。我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它明显涉及哲学范式的问题。 二、当下中国哲学研究问题的状况分析 我们可以从哲学研究的问题域的厘定和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两个方面对目前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做一个基本的判定。实事求是地说，过去20多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从外在的物质、自在的自然、客观规律性、给定的实在、超验的实体、普遍的真理转向人、实践、主体性、交往、价值、文化等。特别是环绕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如生态问题、正义、公正、道德重建、理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等问题，中国哲学明确呈现出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如实践哲学、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人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并且在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中国哲学研究在问题域上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但我们很难断定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实现了重大的突破。究其深层原因，中国哲学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摆脱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还没有真正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转变。 不可否认，哲学研究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合理的理论抽象。例如，哲学在希腊发端时就已经规定了自身的理性和思辨的本性，规定了哲学的形而上的定位。但是，作为闲暇阶层的爱智活动，哲学在古希腊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批判层面上的对话、反思活动，表现为思想智慧的涌流，而较少具有后来传统哲学的体系化、抽象化、独断化和远离生活世界的特征。我们所批评的思辨理论哲学和纯粹意识哲学范式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抽象，而在于从根本上忽略个别性、个体性、差异性，追求无条件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在这种哲学范式的普照之光的统摄下，无论什么样的对象，什么样的问题，最终都抽象为一些貌似永远正确、普遍适用，实则可有可无、远离生活现实的理论原则或知识，一些空泛的、大而化之、漂浮的和普遍化的能指；无论哪一方面的理论研究都习惯于从一个思想家到另一个思想家的理论逻辑的梳理和推演。在某种意义上，“抽象化”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顽症。我们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