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001—08 在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具有重大当前意义的现实问题。为了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要弄清楚一般性的政治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当首先明确在什么意义上，政治哲学仅仅是一个部门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它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当前政治哲学兴起的背景和目标是什么？它在中国和在西方是否有所不同？对这样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一）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显然与“全球化”的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面对环境、能源、人口、性别、贫富差距、战争与和平等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批判及重构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涉及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念、社会治理与发展模式、对话与协商机制等属于国家之间在政治层面上的一些共同问题。“冷战”结束后，这种“全球化”的要求更加强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越来越明朗，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着眼于思考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规范体系问题，把以前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思考的问题推广到全球领域，提出了诸如“全球政治”、“全球伦理”、“人类普遍价值”、“全球治理”等概念。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政治哲学在西方兴起的一个主要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哲学研究带有了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超出了已往主要在“国家政治”层面研究政治，即主要着眼于国家内部治理的研究范围，而走向了以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研究领域；第二，这种研究不再仅仅从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中引申出政治的原则、理论和策略，而是全面地着眼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的现实，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式，即综合地运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构建当代的政治学和政治理论。反过来，也同时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面向现实的综合化或融合。 由上述两点可以说，当前政治哲学的兴起，事实上代表了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走向综合化的一种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它已成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甚至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关于这种新的形态，笔者几年前曾经用“当代文化研究”的提法做过表述（《当代文化研究的光荣使命》，载2003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在我看来，这种广义的政治哲学形态也就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形态，它们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 既然如此，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只有拥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和高度，才能与国际政治哲学研究站在同一个层次上，对当今全球化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否则，就会失去理论的自觉，盲目地追随热点，只知其“热”而不知其“所以热”，从而使学术研究变成简单的追随和模仿，变成表面化的话语克隆和话题复制，中国的政治哲学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 （二）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形势密切相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端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向政治和文化领域积极推进。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问题，必然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在哲学上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首先属于作为部门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任务。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清晰完整的学说体系，一种具有当代水平的学说体系。因此，仅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说构建的任务，还是相当沉重而繁难的。 例如，究竟什么是政治？政治与经济、道德、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政治在国家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占据怎样的位置？起着怎样的作用？等等。以前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如，政治是国家政权的维护和建设，政治是阶级斗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是社会公共服务，政治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政治是政治家的游戏……有些在学术上看似非常基础性、常识性的问题，我们却长期未曾充分地讨论和说明过，因而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和困惑。在“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若干年里，由于“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民众乃至学者们对政治形成了某种特殊的迷信或恐惧心理。这种心理阴影，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了。在改革开放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仍有不少人感到政治与经济之间存有某种看似“二律背反”的关系。一些人在要求着，而另一些人则在担心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将会推动中国形成与传统不同的政治模式，那么，它应当或能够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模式？经历了改革前后的对比，已经到了必须给政治一个科学的理论把握和实践定位的时候了。 从实际情况看来，我们确实还需要解决从理论上厘清政治概念和确定政治学定位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时代高度的新兴政治哲学学说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切实的具体问题，如果仅仅搬用他人或现成的概念和话语，而缺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入考察，缺少对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缺少对当代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正面探索，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下一番苦工夫，拿出自己的成果，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兴旺和发展起来。也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科学地、清醒地、坦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