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4-0027-04 自文艺复兴开始，资产阶级在为资本争夺发展权的历史决战中就向世人承诺：取代封建社会的将是一个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将因此得到肯定。但随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却更加蔑视、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性质，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① 正是这种异化劳动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出了匪夷所思的“历史之谜”：一方面是社会进步以及这种进步应该造福于人的价值祈求；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和承担者的人，事实上并没有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没有在社会进步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反而自身价值日益受到贬损。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历史之谜”，标志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对峙，表征着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背反，从而也确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因此，对“历史之谜”的破解，必然昭示着新社会的诞生。 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致力于破解历史之谜，并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他在后来各个时期的著述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共同增值的祈求，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理论重视不够，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致使这一理论的巨大价值被遮蔽起来。本文认为，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寻历史之谜的成因，在人类劳动发展史中，而不是在理论、观念发展史中，寻找它生成的历史根源；二是把破解历史之谜同构建理想社会统一起来，以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作为基本原则，精心设计“自由人的联合体”，以此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前者立足于释疑和解惑，后者着眼于否定和超越。显然，前提和基础是澄清形成历史之谜的根源。本文认为，立足于人类劳动的发展史，马克思探寻历史之谜成因的逻辑路径，可以梳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进行的三重追问。 其一，追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 历史之谜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密切相关。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工人生产的产品之所以成为与他们敌对的力量，就在于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偿占有工人的产品，并把它转化为剥削工人的资本。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② 然而，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作为异化劳动之原因的私有财产关系，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因此，“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③ 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一经产生便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劳动的异化。把私有财产的起源归结为异化劳动的起源，从而把历史之谜的破解建立在对异化劳动起源的分析上，“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④ 其二，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⑤ 这个问题的预设是，异化并不是人类劳动固有的属性，而是在人类劳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也是随着劳动的发展最终被消灭的。显然，要确证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就必须以确凿的历史根据去证明这个预设的真实性，即证明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没有异化的劳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依据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指出：“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或大或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⑥ 恩格斯所说的“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指的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只有自然经济而无商品经济的时期——原始社会早、中期。在这种纯粹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共同生产和直接消费，劳动目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保证个人的生存和共同体的存在，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劳动者对产品具有支配权，产品不会转化为“与他们敌对的力量”。劳动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能够支配自己的活动。活动的自主性、生产的共同性和消费的直接性，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形成对立，不存在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况且由于缺少市场这个纽带，劳动者是相对分散和独立的，还没有条件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种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类最初的劳动是非异化的，也为研究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 社会分工的出现，破坏了这种田园诗般的自然经济，使得劳动从此开始了异化的历程。首先，分工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使个(私)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分工一开始就伴随、制造出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因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⑦“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⑧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