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8-0005-04 在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过程中，一直以来存在着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模式。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历史评价在我国学界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单纯以某种道德观念为标准来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善恶褒贬是抽象而狭隘的，只有把是否符合历史进步作为标准的“历史评价”，才能达到对于历史事实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评价态度的转变则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中也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但是到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阶段，“道德评价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优势”，相应的，“历史评价”却逐渐占据了优先的地位[1]。在笔者看来，人们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异化思想的上述认识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它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下试析之。 从马克思早年写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其中后期一系列著作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确实存在着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劳动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在此后的许多著作中，马克思似乎淡化甚至放弃了先前的道德义愤，转而以一种高度的历史理性肯定了异化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异化的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过：“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 (P108-109)显然，在上述观点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的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一个过程。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异化是必定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我们能否由此就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在此是把历史评价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而把道德评价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如果仅仅从马克思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来推定，上述说法仿佛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的逻辑前提作一澄清，就会发现结论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所持有的不同评价态度只是由其考察的视角的不同选择而带来的，因而并不能由此断定马克思本人对待资本主义异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假如我们结合马克思相关论著的具体语境来对这一结论的思维前提作一分析，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事后性的认识论视角和当下性的批判视角。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会选择不同的视角予以关注，由此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换言之，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一前后差异更多的只是一种视角选择上的并列关系，而非前后相继的替代关系。例如，在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肯定性评价中，马克思就是在一个“事后的认识论视角”上来说的。他曾经就此作出过这样的说明：“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态度。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 (P23-24) 从以上论述可以推断出，马克思的历史评价至少存在三个特定的逻辑前提：首先，对于任何事件的评价和认识只有等到这一事件完全过去之后才能较为客观地作出。因此，历史评价总是具有一种“事后性”，即它所评价的事实总是一种已然的事实；其次，作为一种已然的事实，历史事件或人物已经成了一个与评价者拉开距离的认识对象，所以，这种评价更多的只是一种实证性的认识。即使人们对这一历史有所评价，但这种评价也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已经发生的前提之上的；最后，对于任何历史事件的评价和认识总是评价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当下的情境作出的。因此，这一评价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片面性。 按照马克思这一逻辑，一个人如果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某些事实作出一个完全客观而真实的认识和判断，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这一事件成为历史并具备了一定条件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对其给出一个较为正确的答案。由此可见，历史评价也是有其方法的和逻辑的局限性的。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上述论述对于历史评价的适用性作出了必要的限制，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通过对于历史目的论的批判彻底根除了目的论判断的当下有效性。他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4] (P88) 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历史目的的认识只不过是一种事后推定。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当时，历史本身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可言的。认定历史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某种目的仅仅是评价者以所处的事后现实为参照得出来的一个推想。由此出发，马克思也就否定了把由事后得出的目的论价值强加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实的合法性。既然任何有效的历史评价总是在一个事后的视角中形成的，而且又总是以当下结果为依据对已经过去的事件的追溯性推定；那么，由这一评价结论所得出的价值判断就不能代表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人们对正在发生的这一事件所应当持有的态度。依此类推，对于发生在当下现实中的事件而言，评价者也是无法获得一个清晰的目的论导向的。因为对于当下的任何目的论判断只有等到当下成为历史之后才有可能。 毋庸置疑，马克思对历史评价的这种事后性特征的确认为我们考察马克思的异化论思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马克思对于异化现象的肯定性评价也同样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事后的实证性认识。当马克思承认异化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的必要性的时候，他只是站在一个事后立场上对于前期历史的一种目的论推定，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异化现象都一概赞同。这说明，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肯定性评价是有其特定的逻辑前提和适用范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