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时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出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总结、提炼能够指导当代中国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目前理论与现实面临的重大问题。基于此，一些中国学者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希望面向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实践，以一种新的理论姿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参见李景源)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探索方向，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当然，这项工作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难，实际探索中也存在若干理论误区。对此，我们将在评析、借鉴学术界近年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扼要阐述我们的看法。 一、内涵与旨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说，作为被压迫者追求现实解放的思想武器，是在中国救亡图存、渴求解放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这种西方土壤中产生的异质性思想一经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仅成为一种学术旨趣或文化策略，而且成为与改造中国的现实实践内在相关的理论选择。事实上，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0-21页)虽然后来顾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的嫌疑，中国共产党一度曾经避免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一再证明中国化是唯一的可能路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呼声渐成主流。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世界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肩负着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在探索过程中，中国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既表明了坚定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也表达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批判，表达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愿望。这一过程当然自始至终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没有为我们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直接的哪怕是创造性的运用也难以适用于诸如“一国两制”、市场经济等新情况，因而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实际，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新形态，从而给问题以当代中国式的解答。这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日益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究竟指什么呢？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之外，还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参见雍涛) 上述观点大致正确，但是从现时代的视野来看，则尚不到位。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然而，且不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机械的“结合”、简单的相加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锐生，2005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有机结合”，也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只是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程，而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立。发展到现阶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在于立足现时代，通过“化”的创造性过程，包括“深度、有机结合”的过程，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