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个基础性问题的辩证思考

——读稿札记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本人在受命读了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书稿后,得到不少启示,觉得要促进我们的理论研究发展,就要多点辩证的思考。(1)认识的客观性不是要根本排斥主观性,而是要否定主观的外在独立性,使之成为客观性实现自身的环节。(2)大自然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但大自然的整体却是有序的、合目的的;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其结果却常常是无序反目的的。人类实践活动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才能真正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和谐。(3)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命题要说明的主要是: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僵死的、对立的。它的现实表现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辩证运动。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字号:

      2005年我受命读了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书稿,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一方面看到参与写作的青年朋友都十分努力,希望克服以往研究中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恶习,注意去探索一些新问题和新思路。这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研究正在深入、新的理论人才正在成长,令人鼓舞。但另一方面也发现,要前进,阻力还不小。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理论的,二是理论的。

      所谓非理论的原因,即领导的要求,似乎哲学的任务,只要归结为满足当前政策上的需求就可以了。结果把理论工作变成了当前政策的注释,使它丧失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犹如芭蕾舞演员似的,不停地在舞台上转圆圈,而且是转得圆、转得快,可惜脚跟不着地。还自以为是“常有理”。其实,“常有理”即“常没有理”。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工作的威信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本来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为什么这么难以克服呢?我看问题在于有些领导者,总以为自己比理论研究者要高明,必须为理论研究工作者划定活动的框框。这是从“仕而优则学”中引伸出的一种怪论在作祟。似乎一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不是数十年刻苦学习钻研的结果,而是官位大小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出,理论工作的发展能否顺利,不仅取决于理论工作本身,还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步。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此暂不展开讨论。

      另一部分阻力来自理论研究本身,即理论研究中,有一些错误观念被认为是不可不尊的圭臬。不过这些圭臬有的是以往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形成的,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西方思想“食洋不化”导致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方面常常能合而为一。为什么?就是因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蔑视辩证法。所以我想挑几个问题,稍稍具体一点来谈谈我的看法。

      先谈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

      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是人类开始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之日起便存在的一个难题。不过,难在何处?在近代以前,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按素朴的经验主义原则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按经验主义的原则,感觉是被动的。例如眼睛的作用是看,如果没有外物作用于眼睛,眼睛当然什么也看不到。人们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正是对外物的原有面目的反映。所以反映论的观点一直在真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到了近代,思想家们在反思人类的思想活动与认识活动时,却发现反映论一说,包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些反思的理论中,最典型的要数休谟的怀疑论。休谟说,如果人类的认识全部都来源于经验,那么,在经验以外,还有没有某种不依赖于经验的东西,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只能求教于经验,可是经验在这里沉默了,而且也不得不沉默。

      所谓不得不沉默,就是说经验对所提问题回答不了,不管回答有还是没有,在经验里都找不到根据。因为经验只能告诉我们经验到了什么,不可能告诉我们没有经验到的;因此,经验当然没法告诉我们在经验之外有没有不依赖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按此来推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必然会被绝对化地对立起来,似乎主观的即是和客观无关的;反之,何为客观的,就是和主观无关的。如果这样,人们怎么能知道自己认识到的东西,是不是该物在被认识以前的样子呢?一定要说人们认识到的正好是该物没有被认识以前的原貌,那就等于说,我只认识张三,不认识李四,却能断言两人相像或不相像。所以说,如果认识的作用仅仅如照镜子似的,只能被动地在被给予的意义上去把握对象,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回答认识的真实的客观性,这就是机械反映论的内在困境。

      休谟发现了这个矛盾,这是他不朽的功绩。因为这本来就是每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每时每刻都遇到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人意识到这里有什么矛盾,只有休谟才揭示了这种盲目性。这对理论思维的发展给了强有力的推动,使人类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康德哲学的出现,就是这一进步的最初表现。康德比较明确地看到了,如果认识永远只是处于被动地接受状态,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使认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因而,他提出了要在哲学中发动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要将认识论理论从以往的以客体为轴心,让主体围绕客体来旋转,改造成以主体为轴心,使客体围绕主体来旋转。于是他把以往主体只是被动地接受的认识论理论,改造成主体主动地建立认识对象的理论,即对象不是简单地给予主体的,而是主体在整理加工来自客体的质料中主动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认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得以成立的条件。为此,他改造了以往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即把以往大家认为有经验实在性的自我(如唯心主义唯理论者所理解的)改造成了先验的自我,它是在和经验材料结合时,即在认识过程中获得了经验实在性的;同样的道理,把以往明明白白的客体(如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所理解的),改造成了无以名状的自在之物或物自体。它也是在认识过程中,才明确了自己的规定性,名之为某物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康德所谓的认识对象,是认识者主观主义地杜撰出来的。不是的。相反的,康德认为他关于对象的认识是客观的,因为它是知性按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性,整理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