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纪之交到进入21世纪，总结过去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探索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一时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至今仍热度不减。 未来与过去和现在，是紧密相连的。在预测未来走向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形成气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 (P11)，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使正在为解放中国寻求真理、探索道路的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之一亮，“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一时成为他们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就带有政治性质。 中国现代历史的这一新起点，注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这一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一个落后的中国取得革命成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形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后继者的期待。就此而言，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国家哲学，成为主导一切的意识形态。在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都是生气勃勃的，“实事求是”仍是决策的理论依据。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这种变化没能做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估计。一方面是过高估价这种变化的含义，另方面因为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广泛动员群众的“群众运动”、“人海战术”取得的成功仍记忆犹新，在这种认识和经验基础上建构的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就不免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是彻底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他一贯坚持的行动纲领。但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群众本身也是历史的存在，“群众运动”不是万能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在战争年代行得通，在建设年代就不一定。实际上，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所采用的群众运动的方法，那种广泛动员、一哄而起的方法，已经内涵着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隐患。后来发展决策的失误同这一隐患的恶性膨胀有关。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不一样，它需要科学技术和知识，对此毛泽东是清楚的。1956年，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过，他就不失时机地提出“向地球开战”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也就是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和知识进行建设。但是，学习知识、向科学进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见效，毛泽东恨不得在几年之内就把落后的中国带进现代化的国家行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进入1957年，由于对形势的误判，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一大批具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疑虑；又由于在发展问题上的急性病，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中国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发生偏差。当时正是世界上科技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刚举起的“向科学进军”的旗帜却在此时收卷起来，从而错过一次融入世界科技革命大潮的机会。“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产生与失败，都有一定的必然性。至于后来做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更是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使新中国建设事业遭受极严重的损失。这是实践与理论的大失误，完全违反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可以说这种失误首先是哲学上的失误。 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都是围绕着夺取革命战争胜利进行的，为夺取革命胜利服务成为哲学研究的唯一目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包含着把哲学研究政治化的危险。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功能，中国革命的先驱们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去学习、研究、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武器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带有政治性质，这同哲学研究政治化，把哲学变为政治的工具具有原则的区别。 真正的哲学研究，是对真理的探讨，需要一种独立探讨的精神。批判性与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哲学研究如果受制于政治决策，变成政治附庸，就会丧失其革命性与批判性，以至于有可能变成错误决策的帮手。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为后者提供政治决策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武器，而不是倒过来变成政治决策和政策措施的解释工具。哲学是政治的灵魂，而不是政治的奴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哲学与政治这种关系的颠倒，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失误。 从上面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受政治与哲学两者关系的制约，毫无疑问这两者关系还会继续制约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因此，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两者关系，关系到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这一制约因素属于主观因素，而传统、时代精神、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等等则属于客观因素。这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决定了中国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走向。下面我试图就此作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这一传统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是一个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是反对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保持与时俱进特质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传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实践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是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产物。它并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马克思本人反对把他的哲学看作是一般历史哲学。他以古罗马的奴隶制和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为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部分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 (P342)马克思历史理论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他非常反对把他的历史理论同上述一般历史哲学混同起来。他说：“他(指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PP.341-342)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经验，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历史方法，是马克思哲学实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经验。今天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非但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像它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已经“过时”，反而越来越证明它的现实的巨大价值。但是，这种价值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发挥作用，关键同样是能否同中国、同各个国家的实际、与各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中国开放改革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哲学研究，受这一实践路径的制约，其主流也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