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雪魁,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语境下形成的,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始终伴随着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从李斯特经济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哲学营养,二者之间有着固有的内在联系。这就对传统的马哲史研究提出了新挑战,因为传统研究很少关注李斯特经济学,当然也就不会承认李斯特经济学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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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007-05

      哲学研究需要问题意识。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从李斯特的经济学世界何以能走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世界?隐含在这一基本问题背后的子问题还有:李斯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进而,李斯特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吗?果真如此,李斯特经济学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是没有根据的,一方面,这不单是因为李斯特经济学本身在古典经济学中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始终伴随着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遥远的问题,其背后或许隐藏着解答马克思哲学之谜的新钥匙,也很可能为我们重新认识被马克思化的古典经济学打开一个新视界。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上述问题,至今仍未能给出很好的回答。但必须指出,张一兵先生在其相关论著特别是《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对上述问题中的某些方面,曾经作过解答。笔者赞成其中的部分观点,但在某些关键性结论上,与张先生存在意见分歧。对此,我会在行文过程中逐一做出说明,并希望藉此与张先生进行学术商榷。

      李斯特经济学与马克思哲学在理论渊源上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这一文本中。1845年2月,马克思被迫从巴黎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视界再次聚焦于经济学。在这里,他对包括李斯特在内的30多位古典经济学家的几十部经济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正是在这些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文献中,马克思的思想再一次发生了转变,这就是:他越深入地研究古典经济学,他就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并最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评李斯特》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语境发生学视角看,《评李斯特》所处的文本环境相当敏感。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月)——《神圣家族》(1844年9月)——《评李斯特》(1845年3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4月)——《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这是产生在马克思的哲学观不断发生激变,并最终实现格式塔式转换这一关键时期的一组文本群。在这一文本链中,《评李斯特》的出现弥补了在《神圣家族》和《提纲》之间的一个重要文本缺环,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在此意义上,张一兵先生将《评李斯特》称之为“真正离太阳最近的文本”[1],这样的评价实不为过。

      其次,从文本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的哲学观在《评李斯特》中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

      第一,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1844年前后)的基础上,从另一层面开启了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道路。

      众所周知,在《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通过遭遇经济利益问题已经对自己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此后至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之前,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认识到“市民社会”才是哲学批判的真正出发点,但这时马克思并不很清楚这个“市民社会”被影缩在古典经济学之中,尽管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已经通过研究古典经济学来进行哲学研究了,但是马克思并未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哲学研究新路径所蕴含的方法论革命因素。到了第一次研究经济学时,马克思涉猎了大量的古典经济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顶峰,但从其批判逻辑来看,仍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色彩。这说明,马克思对“本真的市民社会”和“影缩的市民社会”(古典经济学)二者关系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至少还隔着一层面纱。

      我们说,马克思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在《评李斯特》中“在另一层面上”达到了新境界,这是有文本为据的。论据之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曾作过如下评述:李斯特的问题出在不研究“现实的历史”,不了解“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2] 非常明显,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现实运动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即对社会现实运动的研究可以“准确地”在“经济学”中加以探讨。这表明,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换,因为,一方面他在这里已经撇开人本主义逻辑,完全是在现实主义逻辑的基础上谈论经济学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所指的经济学研究,也已不是在人本主义逻辑上的推演,而是以经济学为中介基于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路径。

      论据之二,马克思还认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这里,笔者不能完全同意张一兵先生的如下解读:“乍一看,这好像是马克思在反对人本主义逻辑,可是从上下文语境来解读,他实际上批判李斯特……抽象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这里有意识的语言回避恰恰没有造成人本主义逻辑的真正颠倒,倒是在他接近经济现实的分析中,一种新的方法无意识地被呈现了。”[3]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句话意在批判李斯特离开私有制而谈论一种抽象的生产力理论,而且马克思正在接近“经济现实的分析”。但是,他既不是在“好像”意义上来反对人本主义逻辑,也不是在“无意识”地呈现反人本主义逻辑,更不是在进行“有意识的语言回避”,而是在彻底摆脱人本主义逻辑接近现实经济分析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因为一方面,“论据一”已对此作了文本确证;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摆脱人本主义是接近现实经济分析的一种逻辑必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走向一条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哲学研究道路,即通过“影缩的市民社会”通达“本真的市民社会”的哲学批判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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