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3—0005—10 时下的国内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像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彻底否定了(或许用“颠覆”一词更恰当)而不是改造了哲学，因而我们称“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对他们的严重误解。他们的思想只是一种“世界观”，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哲学”。这种“哲学终结论”的观点一时间好像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对于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性质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似的。其实，它既不新鲜也不正确。类似的观点至少早在“第二国际”的某些思想家那里就已经被提出过。例如考茨基早在1909年就曾指出：“马克思没有宣布一种哲学，而是宣告了一切哲学的终结”。[1] (P252)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1] (P251) 有的“哲学终结论”者喜欢拿恩格斯的几段意思大致相近的话作为确凿的文本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里不打算全面清算“哲学终结论”，只是分析恩格斯思想中隐含的矛盾，进而说明“哲学终结论”的虚妄。我们且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为了更细致、更有说服力地加以讨论，本文不得不过多地援引恩格斯的原话)。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说： “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唯物史观——引者注)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 (P257)——“论述Ⅰ” 这显然是恩格斯很得意的一段话，因为在其另外几种著作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例如在《反杜林论》中，他说：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 (P364)——“论述Ⅱ” 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 (P738)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 “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 (P308-309)——“论述Ⅲ” 通过比较以上三段论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基本理路上说，“论述Ⅰ”和“论述Ⅱ”都强调自然和历史领域中的实证科学进展使哲学退出了这些领域；“论述Ⅲ”则强调自然观和历史观“接受”了自觉的辩证法，才造成了这一结果。显然，两者存在着某种微妙差别，它们在方向上正好相反：一个指出经验的前提性，另一个指出超验的前提性。联系恩格斯其他论述，可以看得更清楚：既强调实证科学的成熟对于哲学的摆脱和否定，又强调实证科学的成熟对于哲学的依赖关系。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恩格斯那里，究竟是实证科学的进展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依赖于哲学，还是哲学的命运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取决于实证科学的进展呢？这似乎陷入了一个“解释学循环”所导致的悖论。看上去，恩格斯的思想似乎是在这两方面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经验的自然科学能够自然而然地达到辩证自然观，自然科学本身的进展是这种过渡的可能路径之一；另一方面又认为离开了理论思维，经验的自然科学将会受到哲学的“惩罚”而无法前进半步。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其中所隐藏着的二元性。以辩证自然观为例，在恩格斯看来，它需要充分发展了的实证科学和辩证法(即理论思维)的结合才能被造就。这类似于康德关于知识的构成所作的解释。康德认为，知识之可能性有赖于感性杂多(质料)与先天范畴(形式)的统一。康德未能摆脱二元性带来的困扰。其实，恩格斯关于辩证法和实证科学之间关系的说明，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一矛盾意味着恩格斯并没有真正克服经验与超验的二元性的关系。它所陷入的困境也表明，试图通过经验的自然科学的进展来“拒斥”哲学的想法是荒谬的。这无疑是对“哲学终结论”的致命一击。那种利用恩格斯这方面的思想否定哲学合法性的打算注定要落空。 在许多时候，恩格斯似乎暗示了这样一点：即使没有理论思维，自然科学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也能够“自发地”揭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2] (P286)既然承认“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就意味着有两种可能：一是利用已有的哲学资源，把自觉的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一是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本身的充分发展自然而然地实现。尽管恩格斯认为在思想史的事实上是马克思和他一道通过前一种途径实现的，但他并不排除后一种途径的可能性。因为他明白无误地说过：“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3] (P351)他还说：“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 (P259)显然，这里强调的是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恩格斯甚至这样说：“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恩格斯自己的确真诚地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他把合理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依据——引者注)，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3] (P375)他还表示：“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3] (P351)他又指出：“现在愈来愈成为必要的自然科学的系统化，除了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是找不出来的”。[4] (P599)恩格斯之所以提出以上观点，乃是因为他坚持这样的信念：“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4] (P661)所有这些论述，都意味着辩证自然观能够唯一地通过实证科学本身的进展来独立地达到，这里根本没有涉及理论思维的必要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