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不能同意全盘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并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地位的观点，这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具备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功能①。但是，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这种讨论有利于推进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真正发展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一方面是在与非(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互批判中，另一方面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理论流派或者不同观点的理论的争论中得到实质性推进的。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的那些今天成为经典的哲学著作，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因此，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100多年的历史经验的反思，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由不同理解发生的不同理论传统和不同观点的对抗、批判和交流，从一个整体的层面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的深入。就这一点看，我们注意到国内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全盘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时所持的那种唯有“我”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的独断主义的态度，我们也注意到对立的观点也存在这种独断主义的态度的问题。思想问题唯有通过思想讨论和思想斗争的方式解决，理论分歧只能通过理论商榷和理论批判的途径解决，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思想理论得到发展的惟一途径。而这一理论研究状态的形成，却是理论研究本身所不可能解决的，它必须有赖于一种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适应的思想理论环境的形成。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进入到思想理论环境的合法性问题的层面。 一、将“思想”置换为“政治”可能隐含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陆剑杰教授在批评“政治淡出，学术凸显”时将流行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提法中的“思想”置换为“政治”的变化②，这一置换表现出回归以往曾经提倡过的学术研究要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要的思想倾向。“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李泽厚对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后思想理论的演变状况的概括，是与曾经流行的淡化意识形态的理论现象相一致的。而淡化意识形态在当时的语境中有其必然性，即淡化以往那种以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环境。③ 但是，这一口号同时也具有淡出整个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淡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现实内涵，事实上它也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遁词。正是在这一理论口号的遮蔽下，经过20世纪90年代思想理论的演变，事实上凸显出来的是另一种思想即自由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凸显出来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泛自由主义④ 特点的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正是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遁词下，以介绍和研究西方的社会科学，以西方的“先进”、“现代”的理念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在学术的名义即以知识的介绍与研究的名义下，凸显为一种力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理论力量。同时，“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假定社会科学理论的思想与知识、学术是可以分离的，知识、学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是可以为研究者单独处理与运用；对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的认知，可以仅仅在真理的层面上进行；而社会科学理论的思想性则会影响到理论的知识创造功能和学术性，而思想的淡出与学术的分离，是获取真理的前提。因此，李泽厚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乃是一个遮蔽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真实关系和中国近年来思想理论变化的真实倾向的虚假的描述，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陆文用“政治”置换“思想”，其中隐含着将思想理论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用某种政治标准划界的方法来对待不同理论观点的趋向。陆剑杰先生提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对认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有一定的意义，但其中隐含的政治界划的意味，存在着将不同的理论观点划定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趋向，我认为这是应当慎用的。因为，这涉及到如何认识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问题。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通通判定为反(非)马克思主义的，是那种将阶级斗争套用于思想理论斗争的简单化做法。而这20多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思想解放的一个成果，事实上是承认了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传统相区别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某种合法性。这只要浏览一下近年那些批判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同时介绍和研究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研究文章，就可以了解到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一事实存在的表征。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三世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学等等，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甚至某些学者的推崇，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发展的理论环境。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创新的源泉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另一方面应当是在这种理论环境中的相互批判、讨论中吸纳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合理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批判的扬弃，以发展和重新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政治”对“思想”的置换，同样可能对建构一个和谐的思想理论环境产生误导。 应该说“政治”与“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政治与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与“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具有不同的内涵。《新华字典》上说：“政治”：“1.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个人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2.指政权机关，即国家机关。是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思想]1.即理性认识。2.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所持的一定的观点、概念、纲领的体系。”可见，政治要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和个人参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要么是指国家机关及其活动，这种活动其本质显然不是一种理论的活动；人们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治事务，国家依据一定的行政权力管理国家的活动，它的重要特征是一种政治参与和行政的从属关系。显然，只要国家存在政治是不可能淡出的。而思想无论作为理性认识，或者某一阶级、某一政党所持的一定的观点、概念、纲领的体系，即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都不具有政治的以上特征。以前把所有理论问题都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的方法，事实证明并不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的最佳方法，相反，是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而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作为“一定的观点、概念、纲领的体系”，除了具有价值倾向性(意识形态性)以外，也是以对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的认知为基础和内容的，其中也包涵着人们从特定的价值立场出发获得的知识论意义上的内容或颗粒。人类的社会知识正是在这种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社会知识的进展基础上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