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关注何种问题的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与哲学的其他领域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和开放性特征，因而给其问题的设计留下了更大空间和不确定性，也使问题意识本身成了一个突出问题。总起来说，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始终主要关注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那个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一种科学理论的意义上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地位的批判性理解。之所以如此，并非出于尊奉和偏爱，而是由时代的客观要求本身所决定，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今天，人类始终未能走出资本统治的时代，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决定了在理论上，我们至今仍处在马克思开拓的问题域中。我愿称之为“马克思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只有当社会本身不再需要批判时才会真正消失，但这样的社会我们至今还无法想象。 在具体研究中，我主张马克思哲学研究应特别注重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这是在当代学术背景下重新进入马克思总问题的一条最基本路径。这意味着要求回到马克思。就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就生存在马克思的总问题中而无法超越来说，“回到马克思”这一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就有的研究工作严重疏离马克思原典，自行构造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和新问题而言，“回到马克思”的提醒又非常必要，因为这种“过度构造”大多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学院套路，因而往往游离了马克思的总问题。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学院哲学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结构和文本结构，这里提出根据马克思的总问题重新解读马克思原典，就是希望强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自觉与正宗的西方哲学保持距离和差异，尽量避免落入学院哲学问题的套路。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学院哲学的问题太抽象，离马克思哲学的现实社会批判主题太远太间接，因此容易消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批判精神和激进立场，更重要的是，考虑到20世纪晚期以来，当代哲学演变的一个深刻趋势，就是学院式概念哲学正在被以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为背景的社会理论所替代。我们不难发现，1976年海德格尔逝世之后，便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学院哲学大师出现，当代最受关注的思想家都是社会理论家，这标志着哲学已进入了哈贝马斯所谓“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时代。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哲学的致命解构有关，也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背景有内在联系。这一情况使得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性凸显，也使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问题和经典文本成为最前卫的哲学要求之一。 然而，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问题和经典文本来实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这本身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这倒不是因为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研究传统过于发达，使创新式解读变得艰难。众所周知，以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各种旧有解读模式，作为研究纲领已经退化，因为其狭隘僵化的学术视域严重游离马克思的总问题，已经丧失对当代生活和文化的理论解释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遇到的更大困难来自现实本身，马克思哲学最突出的品格是要求干预现实乃至“推翻现存的东西”，但现在它却遭遇了来自现实的严峻挑战。马克思学说的奇特命运表现为：一方面，就当今时代仍然是一个被资本的逻辑所统治的时代来说，马克思的总问题仍然有效，并将长期支配我们的未来；另一方面，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最新发展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而言，马克思的经典学说却又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困境是，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政治结论没有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比如，马克思曾断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致命限度是，资本积累不可能无限度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灭亡；马克思还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状况将趋于恶化，其革命意识也将不断增长，因此，工人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然而，今天看来，资本主义体系并未崩溃，反而通过组织化和全球化过程度过了危机，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性反而变得越来越成为问题。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经典学说已经过时？ 我认为，马克思的众多具体研究结论未被证实，使其整个学说的政治价值和科学价值均受到怀疑，这是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但这也正是要求马克思哲学研究重新回到这些经典上来的最大理由。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要取得成功，关键就在这里。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最本质的实践品格和“改变世界”的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今日马克思哲学研究创新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变化的时代条件下重建马克思学说对社会现实的政治解释力和科学解释力。这一创新决不可屈从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直接性事实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些事实的实证主义解释，疏离马克思原典，求助于现代西方哲学话语来另行构造对马克思的新异解释，这样做不是创新马克思哲学研究，而是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收编马克思，即把马克思哲学打造成一种新的西方式的学院哲学。真正的创新应该在经典文本的解读过程中重新进入马克思的总问题，并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这样就会发现，尽管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在直接性层面上未被确证，但马克思的总问题却始终没有被超越，其重要症候便是，由马克思的概念和问题奠基的左派话语仍对当代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拥有强势解释力，并且是当前理论界最受关注的前卫学术论题。这种局面被佩里·安德森精彩地概括为：左派在体制上虽然失利，在话语上反而更加崛起①。总之，马克思的总问题与其具体研究结论之间的不对称，使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遇到极大困难，但也正是这种不对称使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成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一个任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主张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该强调按马克思总问题重新解读马克思原典，这一解读可以侧重于马克思的概念史，如：生产与发展，劳动与闲暇，需要与使用价值等；也可以侧重于马克思的问题史，如：异化问题，剥削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辩证法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