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整个理论界和教育界都倡导问题意识，强调“学会提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不例外。在这种倡导和强调中，“意识”意味着自觉，意味着自我，也即创造。这与“创新”成为时代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的社会氛围是一致的。因此，我将从创新过程中的理论自觉这个角度来参与这一场有关学科意识反思的讨论。我认为，在问题意识之中，包含了正确提问这个科学问题和通过模式形成回答这个学术问题，从问题到模式，正是克服无意识争论，进而建设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基本道路。 一、提问与意识形态 从问题角度看，我们往往提出了问题，但却不能形成理论的创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此，海德格尔有过一个解释，在探询“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时，他强调，对于那些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和真理的人来说，在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但那些人仍然能够以某种方式跟着追问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与海德格尔所言逻辑上一致的例子绝不在少数，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目的论”——马克思生下来就是为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阿尔都塞对此曾有过精彩的分析，他将这种提问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提问——它提出的问题或提问方式不是自我意识②。 事实上，马克思在不少地方直接提到过有关提问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例如，在给约·巴·施韦泽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③。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蒲鲁东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真正问题所在，而只是本能地按照意识形态发问。在《资本论》中对边沁的批评，以及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科学方法的解释中，这种评论原则都得到了清晰的说明④。 意识形态的提问是缺乏反思的本能辩护。由于这种缺乏真正的问题——也因此缺乏理论的自我意识——的提问方式的影响，从第二国际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两类现象：“事后诸葛亮”和“漫画化地追随时尚”。第一类做法如拉卡托斯所言，只是为了适应已知事实才构造理论⑤。例如，为了维持永久不败的“科学”地位，我们追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变化(如伯恩斯坦)、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曾经十分流行的把“老三论”和“新三论”结合到自然辩证法中的做法)等等，本能地改写所谓规律和修订那本包罗万象的原理教科书。第二类则喜欢以“时代精神”的名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变色龙，例如，当后现代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披上反本质主义的外衣；当现实要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证时，马克思就成为资本的辩护者等等。 在当前，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创新成为从商业到理论实践都十分显著的趋势。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商业逻辑支配下，科学、艺术都不可避免地重复了创造广告差异——正是这种糖衣伪装维持着体面而有尊严的日常生活——的那种“创新”，理论生产亦没有幸免，许许多多论著都只是在纸浆——纸张——纸浆的循环中承担了催化剂的角色，虽然加速了商业利润循环效率，但并没有带来思想的增殖。这一点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学术过剩而思想贫瘠的时代诟病，问题意识成为思想生产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提倡问题意识，正是为了克服传统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的无意识缺陷(如教条主义、独断论、目的论等)，使研究回到真正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无须多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早已以事实予以证明：如果不提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条件下的革命问题，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邓小平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⑥ 他还以极为朴实的语言指出，正是直面问题，我们才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如果仅仅囿于马克思本人根据自己时代情况直接提出的那些问题，就是马克思在场，而我们则不在场。 那么，哪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或者说，怎样提出才算是真正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关键。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少，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广泛的争论。暂且不说争论中出现的全部问题是否都是真问题，应该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不应该仅把经验作为唯一问题的所在，而应该照顾到理论是按照自己的轨迹来发展的。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备受注意。自从我们假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思想史上的最壮观革命，这个问题就始终纠缠着我们，并构成以马克思主义方式提出自己问题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产生了多种政治的和理论的提法。我们无法一一评估那些提法，只是强调评论的原则：在理论上，由于这是一场革命，我们就不能按照它所定称扬弃的旧哲学方式来回答，而只能按照自己开辟的方式来回答。在这里，我们似乎遭遇了一个致命的循环(为了回避这种在形式上逻辑上不可理喻的“死结”，许多人陷入了一个更大的不可能性之中——以非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反对的方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而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阿尔都塞给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因为，他断然强调：“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缺少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