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讨范式是从前苏联理论界承袭发展而来，它对于中国人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它缺乏哲学所特有的自我反思与现实批判精神，从而逐渐沦为一种教条。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界即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反思，提出“找到哲学自我”(高清海语)，并逐渐离开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落实到“实践”这个哲学问题上来。从此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实践”这一理论向度上展开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甚至形成并以“实践唯物生义”来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80年代“找到哲学自我”的努力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一口号标示着中国学人摆脱苏联斯大林体系的教条主义影响，独立思考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这一哲学变革与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人思想的活跃。整个80年代，中国学界的思想非常活跃，人们一方面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考之路，建构了各种各样的体系；另一方面，也更加注意苏联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量翻译与研究外国哲学的成果相继涌现出来，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其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经过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而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①，从而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这是中国学界学科意识的觉醒。90年代，中国哲学界从“人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中西哲学融合问题”等维度展开深入的探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哲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建国以来的哲学状况，大体可以划分为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年代的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和90年代的后教科书哲学”。“回顾和总结80年代的哲学改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场哲学改革在面向改革开放的现实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两个维度的交接点上，聚焦于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进入90年代，中国哲学界开始超越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步入后教科书时代，从而展现出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化的研究前景”②。 然而，经历了80年代的“哲学改革”并步入90年代的“后教科书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展现出了广阔前景，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学术场域中的影响力，却与这种广阔的研究前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致在世纪之交，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的疑问③。平心而论，二十年来，中国学界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可谓是上下求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却不容乐观，因此，我们不得不拷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哲学改革”是否触及并改变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找到哲学自我”的努力是否探寻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的、内在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曾指出：所有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玩味这句话，实际上是指认了，人们虽然不断地对传统进行革新，但传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却能扎根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从这一立场来思考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可以发现，80年代初的“哲学改革”虽然打破了传统教科书的体系，但传统教科书体系所形成的“问题式”却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这使得“后教科书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程度上还保留了“体系意识”的思想残余，而当前的学术分工体制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束缚。这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构中沉淀下来的教科书体系之“问题式”，以及依赖于这种“问题式”发展起来的研究范式，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识”的一个方面。 此外，西方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问题意识，在80年代的“学术开放”中也纷纷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由此发展出一条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毋庸置疑，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如果过度依赖“西学”的理论支援背景，把西方哲学(以及西马)的问题意识泛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则有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洋教条”——的危险。这种依赖于“洋学科”和“洋教条”所形成的问题意识，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无论是哲学的改革还是开放，我们都需要警惕从一种教条——前苏联斯大林体系的教条主义，走向另一种教条——西方哲学的教条主义。如何防止这两种教条主义倾向，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④；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没有将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崇拜提升到“教条”的高度来认识。是我们的西学研究还没有成为教条呢，还是我们被这种教条浸淫已久而不能意识到呢？对此问题现在做出回答或许为时尚早，但不管怎样，经历了80年代的哲学改革和“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如果仍然局限于学科内部——无论是教科书体系还是“西学”体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时代精神的问题意识，那么，我们的哲学改革与转换还是不够彻底，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我们的“问题式”还没有与传统发生真正的“断裂”。 从表面上看，经历了思想解放大潮和改革开放的洗礼，教科书体系早已被打破，但这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基始性的、更为庞杂的、奠基于这种体系的研究范式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传统的理论体系的表层容易被击破，但作为理论研究“强纲领”的传统问题意识则内在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理论变种”的能力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过去的“教科书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教条在于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那么，今天的“后教科书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要警惕的则是教条主义的新变种。这在研究范式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学科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问题意识”的遮蔽，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