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显现出一种从“学科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向。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大学教育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学科已经延续了几十年。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学科”性质使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易陷入“知识论”立场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体现为把马克思哲学当作既定的知识体系，从而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引向建构具有适于教育与传播的知识系统，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哲学原理”；另一方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在封闭的逻辑中能够自圆其说的真理体系，其功用就是对现实进行理论剪裁，现实的一切规定都要在“哲学原理”中找到解释的根据。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学科”性定位遮蔽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实观照与干预的本性。经过二十多年的哲学反思，经过几代哲学工作者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已经从以构建“学科”逻辑体系作为目的，转向了以观照现实“问题”和落实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哲学观为目的的研究，这种研究趋向体现为从“教科书”的马克思哲学“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体现为以现有的学术资源为参照，为马克思哲学寻找符合参照框架的概念性规定，形成对马克思哲学新的理解与解释；体现为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本土哲学资源相结合，探寻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之路。 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应来源于哲学本身的思维特性。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不断地向人类自己的存在发问，在不断地发问中，寻找人类的意义世界。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存在问题发问的历史。哲学的问题意识就体现在，哲学在“发问方式”的转换中形成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如何面对的自觉意识。对于马克思哲学研究而言，其所应当具有的问题意识，体现在随着我们存在状态的改变而不断地转换自己的发问方式，并通过哲学的谋划达到对应当面对的“问题”的自觉。在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似乎可以寻觅到这样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进入中国本土之后，其在中国的角色与身份，随着我们的“发问方式”的改变也发生着变异。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不同的发问方式的争论中逐步走进中国本土的。“教条主义”作为哲学的发问方式，就表现为从既有的哲学真理体系出发，不自觉地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以主观认定的某种“普遍真理”去剪裁现实，其主要依据的知识论原则就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自上而下的对现实的发问。这个原则在理性的框架内是合乎人类理性逻辑的形式规定的，但在如何确定普遍真理，怎样估价现实的具体实际，在其所依据的理性根据的确定上，就易于陷入知识论的泥淖，而不得不走向一种独断。即在以对象化的姿态去观照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作为两个既定的实在时，往往以作为裁剪标准的普遍理性概念遮蔽具体实际的非概念性，从而陷入哲学的“教条主义”，其结果就是停止了“发问”。“实事求是”作为哲学的发问方式，主张从哲学的本土意识出发，即从自身的生存境遇、生存环境和需要出发，为其存在及存在状态寻找合理性的说明。这个寻找的过程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对普遍真理体系的发问。这个哲学原则就体现为什么样的普遍性对我是有意义的问题。这种发问方式固然有摆脱“知识论立场”的羁绊的倾向，并且从自身的意义世界出发，对既有的存在状态及把握方式进行不停的发问，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方式去确定“实事”之“事”与“求是”之“是”；在历史上，我们常在确定“实事”与“求是”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知识论”思维的悖论中。 可以说，从马克思哲学进入我们的意义世界来看，我们没有离开上述的“发问方式”和历史姿态，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这样的发问：什么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能做什么？马克思哲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这些问题背后的视觉背景有的是知识论的，有的是价值论的。前者即对马克思哲学本身“是什么”的发问方式，后者则是对马克思哲学与我们的意义关系如何的发问方式。可以说，对马克思哲学不同发问方式的改变就是马克思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归结为“发问方式”的改变，那么，近二十年来我国哲学界发生的从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到努力使马克思哲学观照现实，实际是历史上对待马克思哲学不同的发问方式的体现。虽然经过几代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教科书体系”所体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光环，但在教育的讲台上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某种“学科”的努力，似乎还留有“知识论”立场的痕迹。这种在“学科”的意义上为马克思哲学定位，就直接体现为一种“学科意识”，但背后的潜台词却是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一个以“学科”形态出现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容易把马克思哲学从既有的问题意识中超拔出来，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本身具有的对现实问题关注的哲学使命。近年来，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对这种“学科意识”的知识论立场已经有所反省，开始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知识论”立场的批判中走向对“问题意识”的关注，即让马克思哲学走进我们的“现实”。概括地说，近年来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这种努力主要有这样几种倾向，即：从“教科书”的马克思哲学“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以现有的学术资源为参照，重构马克思哲学体系；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本土哲学资源相结合，探寻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之路。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有几个非常流行的口号，这就是“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从这些口号提出者的主旨看，“历史”中的“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是挥之不去的理论情结。所以，“回到马克思”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追问马克思主义表层语句之后更深一层的构成意义，即话语的隐性逻辑”，“摆脱前苏联、东欧解读马克思模式那种无限性”① 的弊端，还被遮蔽了的马克思哲学话语的本真意义。“走进马克思”则“是立足当代问题而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历史责任”。“首要的是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经典作家论证的东西和由经典作家开始的150年来的理论运动和实践成果，凸现历史的教训和经验，从而恢复被排除在各种传统的和流行的偏见之外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真面目”②。应该说，这些口号的确反映了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种问题意识，这就是如何拉进马克思与我们的距离，使我们能够把握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和精神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