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世纪之交以来，国内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开始将目光从既有的哲学体系转向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自身，基于自己对时代精神的差异性理解，为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立了不同的理论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从而在事实上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单一性，开辟出了若干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模式。在探索刚刚起步的今天，让我们就对上述个性化研究模式的前景做出判断，显然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摆脱旧哲学思维范式的藩篱，一种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的哲学新模式就不可能彻底挣脱历史的重负，顺利地破土而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具有特别自觉的意识：他和恩格斯合作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彻底清算当时德国的旧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扫清阻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无欣喜地看到，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对哲学创新的前提问题的审理，已经成为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为例，来阐发僵化的“学科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实质性制约与损害，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与讨论。我们之所以会选择以苏联模式为例进行阐发，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国内学界一般都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是不成功的；第二，没有多少人能够清醒地看到，苏联同行的历史命运并不仅仅是他人的故事，因为我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直接承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而来，虽然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形式变迁，但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第三，在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相互竞争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因其僵化的“学科意识”而导致的各种弊病表现得更加典型、更容易被指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 这句话虽然在后来的修改中被删去了，但它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因为，它直接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所创立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界定：“唯一的”“历史科学”。在当时德国的知识界，“科学”一词具有与现代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概念相去甚远的含义：“科学”首先是一种有系统的知识；其次，它是心智能动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再次，它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基础是哲学，即对世界和生命的基本原则及意义的认识；最后，它是永远无法穷尽的②。很显然，这种古典“科学”观的思想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而后者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力图超越的；当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彻底清算、真正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也就随之诞生了。按照我们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方面，它秉承古典“科学”观的传统，肯定自身是一种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整体认识，因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另一方面，它又扬弃了古典“科学”观的唯心主义基础，摆正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哲学从科学的科学回归为获得“科学”的方法论，因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④。在这种“历史科学”中，哲学应当如何存在和发展呢？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思想发展进行重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立了如下准则：第一，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涌现出来的重大问题，晚年马克思调整研究方向、探索东方社会问题，就是对此极好的注释；第二，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故步自封，必须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成联盟，只有如此方能科学地认识世界，《资本论》的形成史充分见证了马克思是如何与同时代一切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进行联盟的；第三，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改造世界为使命，通过发挥自己的批判功能促进社会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尽管在理论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政治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必须看到的是，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比较忠实地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研究准则，也由此形成了一些可以彪炳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列宁：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帝国主义论》到《国家与革命》，列宁创造性地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研究准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苏联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国家哲学，拥有了空前广大的信仰者，并走进大学、走进研究机构，成为数量庞大的哲学家专业研究与发展的对象。在整个苏联时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生产了数量惊人的哲学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没有一本能够写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经典之作，从而与作为异端、人数上也极其悬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强烈反差。播下的是龙种，为什么收获的却是跳蚤呢？原因只能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自身去寻找。在我们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存在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哲学的政治化，即哲学抛弃自己的独立性甘愿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属物，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二是哲学的过度学科化，即哲学背离“历史科学”、自我封闭于形而上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之中，成为一门与现实生活、其他学科、同时代其他哲学流派根本隔绝的、孤家寡人式的唯一科学的元理论，而这一问题及其危害，迄今为止尚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本身并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一方面，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已经开始出现“学科”化的迹象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德国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古典科学观开始衰落，直接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观念开始大行其道，对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乃至人们的日常观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使得恩格斯在驳斥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对手的学科分类体系，将作为“历史科学”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或者“学科”。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从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些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化趋势的影响，但他们的思想活力与创造性显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也就是说，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成为了一门“学科”，而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在形而上学的学科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产生了两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虚幻的“学科意识”，从而壅塞了自己的生命力源泉，使自己在哲学的政治化中无可挽回地枯萎下去，最终从思想的武器蜕化为思想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