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进展 200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及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持续深入。由于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① 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分析方法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迅速成为近几年来学术界的热点。如果说在前几年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文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那么现在已经把重点转到对具体文本的个案研究和对相关思想的深入阐发上来。聂锦芳强调文本研究要确立起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他重点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行了清理，同时展开了若干个案研究②；李淑梅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再解读，揭示了马克思对体系化哲学的突破及其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③；魏小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外化劳动(die entaüsserte)和异化劳动(die entfremdete Arbeit)两个概念做了甄别，对外化、异化与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历史程序进行了分析，进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概念背后的理论问题，即并非产生于翻译的概念理解问题④；孙熙国从德文原文入手，并参照俄文版和英文版，探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一个命题含义的重新翻译和理解，并指认这一命题对于解决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⑤；郭艳君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通常被看作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文本作了重新阐释，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从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得出的结论普遍化，用于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并以此建构起一个封闭的哲学体系，遮蔽了马克思在历史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⑥；《南京大学学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为题，发表了中日学者黄楠森、王学东、小林昌人、吉田宪夫的一组笔谈⑦；日本《情况》杂志也发表了黄楠森、张一兵、孙承叔、杨学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⑧；等等。这些颇见功力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持续深入的明证，今后还大有可为。 (二)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方兴未艾。这是世纪之交形成的一个研究热点，至今不衰，并且呈现出向某些新领域拓展的态势。《复旦学报》自2004年底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专栏以来，陆续发表了俞吾金、吴晓明、贺来、王德峰、杨学功等学者的多篇文章，论题都集中在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上。⑨ 孙正聿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撰文，重申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意义。⑩ 仰海峰在《学术研究》上撰文，把马克思哲学的精神概括为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三个方面，并提出：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出发，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面对当代社会及其文化逻辑，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当代建构的根本性问题。(11) 还有学者从精神家园等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如李文阁认为，马克思哲学所提供的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在解决现代消费社会的问题时依然有效。(12) 可以看出，如何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价值，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唯物史观及其相关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异常活跃。有学者曾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研究重心的转变，即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相适应，历史观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确实是近些年我国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2005年，以前的一些研究课题，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现代性、全球化等等，仍在继续深入开展，如俞吾金、邹诗鹏等对现代性问题的专题研究(13)，郁建兴等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适用性的辩护(14)，等等。同时，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相关的一些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方面的文章，数量很多，其中王锐生、韩庆祥等人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吴元梁从多方面论证了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如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的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15) 从学术开新的意义上看，吴晓明对文明的冲突及其现代性根源的探究(16)，丰子义关于财富尺度问题的研究(17)，尤其值得注意。此外，郭湛、袁祖社、袁玉立等关于公共性和公共哲学的研究(18)，王新生等关于价值共识的研究(19) 等等，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不难预测，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持续活跃的领域。 (四)辩证思维与和谐思维的争论引人注目。张奎良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思维。他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对抗性，利益的冲突使人们习惯于在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在这种背景下，辩证思维也带有鲜明的否定性，突出表现为向对立面的斗争性倾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格外重视对立面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向斗争性倾斜，但丝毫没有轻视对立面的同一性，他们对斗争性的重视只是出于革命需要而表现出的一种认识和策略上的倾斜。但是，长期以来向对立面斗争性倾斜容易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即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不重视对立面同一的作用，不擅长从对立面和谐的视角来化解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现在为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形成和谐思维方式。善于从对立面中汲取有利成分壮大自己，是和谐思维的鲜明特征。促进对立面的结合，可以发掘新的力量源泉；对立面的结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模式，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对立面的共存和双赢；这种双赢的发展模式，风险最小，成功的几率最大。郭和平则认为，和谐思维的提出只是在否定斗争哲学的意义上成立，在总体意义上，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也应该突出和谐思维，但一般地还是讲辩证思维较为妥当。他概括了一种他称之为发展着的矛盾理论或新矛盾理论的主要特点，并与张奎良展开了争鸣，认为即使在特殊意义上，也不能对矛盾作向斗争性(对立性)倾斜和向同一性倾斜的划分或论断。李楠明也参与了论争，他强调，对和谐思维意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囿于传统的辩证法理论的阈限内，因为它体现了对辩证法性质的全新认识和对辩证法内容的丰富与扩展。只有理解了从对立斗争的思维向和谐共处思维转换的创新性质，才能使哲学理论更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根据和思维方法。(20) 这种争鸣，既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又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