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6)01-0030-07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他们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社会阶层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表达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意识形态的理解。以上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体现出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异同点以及可供比较的参考系。 一、哲学“幻想”：实践哲学思想视野下的意识形态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葛兰西和柯尔施一样，他们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他们关于哲学的思考以及对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及其思想体系的批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由于他们都是在讨论哲学问题的名义下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因此，对他们关于哲学尤其是关于实践哲学的思想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清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 柯尔施关于哲学的思考，直接就是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柯尔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重新阐释，提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反映出其新的意识形态观。在柯尔施那里，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特征的总体性革命理论，是一种深刻的哲学立场。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被忽略或被否定了。“由此，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成为一种丧失总体性的实证性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摆脱危机，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实现深刻的‘哲学转折’。”[1] (P81-82)可见，柯尔施实际上继承了卢卡奇关于总体性革命的原则和基本意识形态批判精神，诉诸哲学的力量(即其社会功能和辩证法的革命要素)来拯救现实，只不过是把批判的领域从宽泛的物化世界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具体到“正统”马克思主义。尽管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更加具体了，但批判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并没有变化，仍然是借助哲学和意识等思想文化因素来拯救现实，并求助于总体性的方法来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革命性力量。在柯尔施看来，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就必须恢复其哲学维度。这样一来，意识形态批判就具体化为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所谓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转折”，也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即革命精神)。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的论断，也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所谓危机，就是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总体性，而倾向于实证化。这实际上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做法，即批判传统实证主义哲学意识形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梅林)所主张的经济决定论式的要求“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的做法相反，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即主张一种新的哲学“幻想”——实践哲学视野下的对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和总体性原则的“幻想”。 柯尔施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 (P13)。在柯尔施看来，哲学的根本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统一的原则。“依据这一总体性原则，哲学不仅可以存在于纯粹的观念体系之中，更可以存活于具体理论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的本质精神”[1] (P86)。在这个问题上，柯尔施和卢卡奇一样”，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1] (P86)。柯尔施也因此而被西方学界称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柯尔施并非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没有看到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区别，他曾经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别就在于：“黑格尔把他的哲学的实际任务，更确切地看作是‘重新恢复’‘任何无偏颇的意识’所由此出发的信念：‘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并从而在‘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的理性’同‘作为现存的实际的理性’之间，实现了最终的‘调和’。”[3] (P26)与之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突出了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形式上已包含的批判的与革命的原则，并且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以一定的形式，运用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关系和无产阶级的斗争”[3] (P27)。 为此，柯尔施还针对马克思关于“哲学终结”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的批判不是自身的目的，其实质在于“哲学的否定”；而否定哲学和消灭哲学，其根本就在于“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哲学实现(终结、扬弃)的实质则在于人的解放”。所以，“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柯尔施认为，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就像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其他著作中系统阐述的那样。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2] (P37)“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十分清楚，哲学的消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2] (P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