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生思维

作 者:

作者简介:
顾智明,南京政治学院 政治理论一系,江苏南京 210003   顾智明(1948— ),男,江苏泰兴人,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共生思维是使陷于困境的西方传统本体思维转向伦理思维的合理进路,是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真切“守望”。确立共生型思维,要求人们站在全新的理念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和谐。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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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6)02-0025-03

      人们生存的世界,尽管因为利益关系导致了国家、民族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矛盾、对立和冲突,但“全球化”正在把所有国家和民族纳入一个整体之中,由此催生着一种新的人文理念,即共生型思维。

      一、共生思维:人类思维转向的合理进路

      当下,许多学者断言:传统的哲学本体思维正在转向伦理思维。伦理思维何以可能?海德格尔提出,在离开“终结”之点的“起始”,寻求一条合理的路径尤为重要[1] 1245。共生思维不失为一条合理的思维进路。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何以终结?根源在于本体思维的诸多弊端,尤其是主客二分的对立型思维。

      首先,本体思维追问的是“存在之存在”,人的感性的活生生的存在状况被遮蔽、遗忘。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企图通过形而上的追问,探求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终极存在,并把这种存在视为具体事物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即本体。无论这种本体是抽象物质、绝对理念还是上帝,人的主体性、自由和价值都被消解在这种本体之中。笛卡尔以降,哲学张扬理性及其知识,基于同一原因,“形而上学以论证性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1] 1243。哲学把存在变成存在者,又把存在者变成对象时,避开现实而深刻的道德问题,沿着超验的“天梯”进入“云端”,去追求所谓永恒的真理性、同一性。苏格拉底的“美德论”,柏拉图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神学家的“上帝”,谢林的“同一”,黑格尔的“绝对”……,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本体思维的道德思考往往从属于某种形而上学构造体系的需要,要么寻求作为美德的知识,要么寻求某种可普遍化的道德论证,人类的个体感性、意志冲动、本能欲望、心理体验、文化理解、生命价值等感性的活生生的生存境遇则往往被遮蔽或遗忘。本体思维的知性主宰原则越是在生活世界展开,就越是贬低乃至扼杀“人的最高价值”,造成人为物役。今天,人们寻求走出当代人类处境的通道,就必须从本体思维的困境中走出来。

      其次,本体思维追问“是其所是”,冷落了“是其应是”,淡化了善恶道德价值特别是道德践行。追问“是其所是”,寻求事物根本之理,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本体思维企图在对世界抽象永恒本质的追寻中去把握永恒、完满、无限,去建构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越过生灭变幻的现象世界去把握事物不变的本质,在无边无际的知性构造和运用中,“是”的领域往往囊括了“应该”的领域,终极存在成为最高价值,人之“是其应是”的特殊性自然被归结到了“是其所是”的原理中。虽然休谟要求对“是”与“应该”加以区分,康德要求对知性运用的范围进行限制,但由于他们跳不出传统本体思维的巢穴,不可能对“是其应是”提供有力的证据。本体思维所梦想的将知识、理性、价值从其生活本源中分离出来并推向绝对、纯粹、终极的努力,制造了知识论旨趣,由此呈现出某种“非道德性”的特质,从而在面临着具有深刻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时,容易把人们引向超验的追求而漠视践行。如公元前416年古希腊米洛斯城邦遭雅典屠城,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实行恐怖统治杀人如麻,在这重要关头,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却若无其事地“站到了一边”,一个平时最爱说话的人在最需要说话的时候选择了沉默。一种可能的理由是,苏格拉底的思维不是生活而是知识问题,他开创的本体思维传统淡化了善恶价值,遮蔽了伦理的实践意蕴。历史上的许多灾难,特别是今天单向度地发展科技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核战争威胁等事关人类存亡的重大问题,呼唤人们消除本体思维片面追问“是其所是”而冷落“是其应是”的弊端,强化善恶道德价值特别是道德践行。

      笫三,本体思维追求“同一”,泯灭“差异”,造成人我对立分离。本体思维把所有合理的东西还原为一个总体,在这种总体性的观点下,只有符合“同一”、“统一”的才算是真理,并用这套观念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导致总体性的“同一”、“统一”,泯灭了丰富多彩的“差异”。在这一意义上,正如莱维纳斯等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所言,本体思维是一种“实体—主宰型”、“权力控制型”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对世界的“还原”,对“同一”的迷恋,对“终极”的诉求,对“权力话语”的运用,使其独白多于对话,独断多于宽容,强力多于平等,控制多于自由,专制多于民主。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分离乃至暴力、战争,都能从本体思维的弊端中找到根源。莱维纳斯认为:“西方本体论的秘密就是它在根本上对于政治上的迫害和专制是同情的”。西方社会对金钱的追求,对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迷恋,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体现的那种单一的权力意志,都是“同一”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走向极端便是“在战争中显示自己的存在”[2],这是当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

      总之,在本体思维影响下,一心寻求普遍法则的伦理思维显得苍白空洞,各种道德主张往往沦落为对某种现实的阐释,道德语言成了一种情感的表达。麦金太尔所说的“双重危机”即现代性道德危机与现代性伦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关。面向生活的伦理思维要摆脱本体思维的消极影响,就要放弃追寻那个将“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的存在,它不是通过设置“同一”来生产设置秩序,不是寻求对世界的控制和主宰,而是尊重差异性、多样性,在一种包容、对话、参与的理路中探寻人在世界中的“相与之道”。伦理原本就是探索“相与之道”的。据海德格尔考证,“伦理”?ethic?这个词可追溯到古希腊文的ethos,意为“居住”、“栖所”,亦即“相与之道”。这“道”是什么?其核心理念就是共生。

      二、共生思维:现代性存在的真切“守望”

      人们不禁要问:支配西方思想二千多年的本体思维为何在今天遭遇终结的命运?共生思维何以成为伦理思维的合理思维进路?溯其根本,是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真切“守望”。

      思维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今天,信息、商品、愈益密切的交往,正把人类联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自我”与“他者”不可分离。这里的“自我”指作为主体的个体和群体,包括民族、国家、人类等共同体。而“他者”,既包括交往关系中的他人、民族、国家、人类等共同体,亦包括各种文化,还包括大地共同体中的一切自然生命形式和非生命存在形式。审视“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自我”与“他者”的不可分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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