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2-0061-16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很重要学术现象——中西马哲学对话。我们将之定义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它渐次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围绕这个话题学术界召开了多次会议、组织了多组笔谈加以探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了解它、判断它，以及如何深度展开它？这一些内在环节显现出我们把握这一问题的独特的理论视角与话语立场。从对话的技术层面来看，明确该“问题”何以产生、其学理基础与现实根据、对话的目的、对话方式、对话路径何在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我们“对话”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握该“事件”的真正实质，推进“对话”的良性发展，取得应有的理论成果，从而促进现实生活开拓出新境界。 主持人：杨楹[哲学博士、华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对话本身的逻辑要求而言，对话前提必须首先得以厘定。这样，从哲学类型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从其哲学生成的现实基础、各自的问题域、提问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向选择、以及从中透出的该哲学的精神主旨、价值倾向所具有的差异性进行深刻的把握，这是中西马哲学获得哲学自觉的表征，也是对话得以正常展开的必要前提。不可否认，对这一“对话”的解读，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目前理论界所展示的“文本路径”、“现实路径”以及“文本与现实张力关系”等运思谱系。我们认为，对“对话”本身的清理，最终必须从现实的生活维度加以彻底地把握，才能将对话的价值与意义得到落实，从而将对话从所谓纯粹学术层面下降到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以达到学理与实践层面的汇通，建构出对话的学术与现实的双重合法性。从此意义上讲，“对话”表达了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深层关系的具体化。 中西马作为“对话”的三方，首先必须对自身的问题域、精神主旨、价值基础，以及在对话场中各自的学术姿态作以交代，从而形成对话中交叉性的问题互融、价值相关、运思互补、生活共在的对话空间，最终不仅满足中西马各自资源的整合，创发出自身新的理论形态，而且满足现实生活对哲学的需要，推动现实生活的变迁。 一、学科自觉与“自我”确证 杨楹：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同时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构成了中国哲学与中国人现实生活之间的深厚关系，于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也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种样式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价值支撑，引导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由此，中国哲学的文化理念也就获得了生态性的存在，并且一直滋养中国人的心智。从其现实生成的基础、理论内容、关注的问题、精神倾向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尤其是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构成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今天的“对话”语境中，将更为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哲学的特征、应有的价值与命运。 蒋海怒[哲学博士、华侨大学副教授]：中国在解释“世界”，世界也在读解中国。在思想文化的双向“格义”路途中，哲学之间的“对话”无疑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首先要求中国哲学进行自我确证和思想的自我“对话”。 “中国哲学”是一个语义叠加词，意即“中国+哲学”。但实际上，“中国”与“哲学”之间是一种修饰性、分析性的结构关系，意即“中国的哲学”。强调“中国的哲学”是为了要与“存在于中国的哲学”相分开。类似的谈论方式，还有“中国佛教”等等。如此，我们就被驱使到直面“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我们必须点破(1)中国哲学“一以贯之”之“道”是什么？(2)承载着这一“一贯之道”的具体哲学流别有哪些？(3)中国哲学之道的现代形态及其翻译形式是否存在？下面，我将重点清理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的精神主旨。直言之，这“一贯之道”的精神主旨，可以从内向的主体性、形式的道德性、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来加以解析。 承载着中国哲学精神的思想派别有诸种称呼，如“百子之学”、“三教之道”。但是“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抽象，作为“观念集合”，关涉的是一个具体哲学派别的抽象的、内在统一层面。以中国哲学“一贯之道”为标尺，我们必须承认：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划归于传统中国哲学阵营，而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可以算作中国哲学；胡适、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不能划归中国哲学，而现代新儒学甚至金岳霖的《论道》可以算作中国哲学。 中西马的对话，本质上是三种知识体系、概念构造、言说方式之间的“交谈”。“言谈”本身是“不自由”的，“论题的提出”、“观点的交锋”、“提问的方式”无疑受到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看不见的力量”，我所指的是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利益集团或特定阶层的“群体头脑”，这样，理论的“呈现”必须追溯到社会历史生活经验之中，深透于现实的“生活事实”中去。 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探讨中国哲学生成、发展机制，我们可以发现，①政治维度上，中国哲学产生于西周的分封制，并在随后的大一统政治构架下得到发展。②经济维度上，中国哲学与传统的单体经济或小农自然经济有密切的联系。③从文化氛围上看，存在着政治文化的内儒外法，个人修养层面的儒道互补、社会文化上的三教并存、舆论层面上的独尊儒术。我们否定那种刚性的哲学的政治还原论、经济还原论、文化还原论，但还是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与其产生或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与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文化幻象与自然经济的联系；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念和分封制之间的关系等等。由于哲学的社会生成机制的不同，其理论形态也会有巨大反差。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西方近代哲学和产生于大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产生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哲学有着截然不同。再如：中国人在人物关系上的“物我不分”、道德倾向上的“返己”倾向、社会观上的“家国一体”都与其生成机制有密切关联。
